干净的诗歌在人间出现得太少，这是应该警惕的。这是我近年来的第一个看法。一首诗被解读，被惦记的时候，也正是诗人被认同被肯定的时候。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彝族诗人在浸淫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受益于汉文化及西方文化的滋养，所以彝族诗人诗歌的丰富性及所表现出的张力，在天下诗歌中，是非常有识别度的。这又是我近年的第三个看法。《途经之水》，证实了我的这些看法。
彝族是一个山地民族，是一个崇尚火的民族，对于水的认识和依赖，却异乎寻常的深刻和强烈。这点，在普驰达岭的作品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普驰达岭不但有一本诗集叫《临水的翅膀》，而且关于水，他写下了数量叹为观止的诗歌：《向河流致敬》、《金沙江在我血液中流响》、《隐于水的村庄》、《掌鸠河》、《那些看不见的水》、《水与酒》、《沉默的水》等等。在宽斋翻阅这些诗歌的时候，说实话，我多少有些困惑。一个从小在山坡上长大的彝人之子，一个长年居住在飞沙走石的北方的诗人，何以有这么多水的情怀，或者说凭什么入水这么深？
在北京的众多彝人中，我俩是走得比较近的。这不单是他有相对自由的时间，酒量跟我不相上下，主要是不需要在酒桌上听那些如何写诗如何拯救的废话。对于几个人凑在一起，扯出一面旗帜，开一座山头然后集体膜拜之类，我向来是拒绝的，也是不屑的。真正的诗歌反对命名，而一切命名也是滞后的，这是我一贯的观点。普驰达岭是云南人，论起来，我们是一个家支，在多年前同属于大名鼎鼎的默部。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语言学学术科研工作，那是他的本行，但是他在江湖上的名声，仿佛却是源于他的诗歌。他每次出场示人，也都是以诗人的不羁而不是学者的严谨。近二十年来，他为北京那座声色犬马的城市贡献了许多有趣的故事。那些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许多和他有关的传说，已经在他的诗歌之前成功上位为民间经典。他耿直，热心，没有花花肠子。他主持的酒局，大多以客人东倒西歪而收场。喝酒之前，他是冷静的，甚而是害羞的，酒到一半，他扬起高高的鼻子，开始入戏了，如果不唱云南小调，他通常是朗诵他的诗歌。他仿佛没有诗歌偶像，因为，这些年下来，我从来没听到过他朗诵别人的诗。有一回在王府井，他站起来读《那些看不见的水》，也许是我醉了，也许是中间隔着太多人的原因，我听得不太清楚，我大声喊叫，要求他重读。他弄了弄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头发，手一挥，果断地坐下。后来，我找到了这首《那些看不见的水》。
那些看不见的水
停在空中止在六月
那双远离南高原的手
活在家园舞在十月
那棵站立于风中的树
用骨骼的呼吸和生命的光芒
摆渡着历史的忧伤
熟悉的母语被风高高挂着
那些看不见的水
那些做梦开花的树
那双待在风中的手
或在六月或在十月
在北方独自含满一个彝人的思念
说实话，从这首诗之后，这个彝家汉子写的诗，我差不多都关注。要知道，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几乎不读同代人的诗歌。
有一天，我问普驰达岭他为什么写那么多关于水的诗，他说：“彝族族源文明的起源于雪或水开始，彝祖水中生，水是我族源。这是彝族远古文明起源的记忆。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讲的“雪子十二支”讲的也是彝人与水的关系，水之族，水之十二支，有血的六支，没血的六支，讲的也是远古彝族氏族部落分支的文明源头与历史记忆。水在彝族文化中也是属于远古氏族文明源头的经典记忆。我表达的也是彝族历史经典的文明传承主题元素。”他的回答，让我既开心又担忧。开心的是，他用诗歌的方式向自己的族群和祖先致敬，历史上，彝族实在是一个值得致敬的民族；担忧的是，过度的民族性，会让他的写作因此进入一种内在的循环。这一点，在众多彝族诗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个体的自我的情感和体验被苦荞、火塘符号化，于诗歌而言，是危险的。我们有太多诗人，就是掉进这样的怪圈里一辈子也爬不出来。
在兰波那里，水是无情的，是整个欧洲之水；在里尔克那里，水温柔地承受着死亡；在惠特曼那里，水宽恕了不可抗拒的一切。可以说，在西方，水是形而下的。但是在东方，从诸子百家到范仲淹，从黄河文明到彝族文化，水大多时候是形而上的。水，已经是士大夫精神层面的一种象征。可以说，水，孕育并塑造了整个东方文化，特别是彝族文化。依据这类固有的原则，我花了小半个下午，读完《途经之水》。
好在，《途经之水》一书没有走偏，它表达的是普遍的情感，他肯定的是普遍的价值。只不过他将这种普遍的情感和价值，上升到哲学上的思考和追问。
“我们是谁？”这个话题，困扰了古往今来无数的风流人物，它基本上作为一种不可破译的神话横亘在东西方。许多大哲学家、大诗人为此终其一生，不得其解。如果回到原点，迄今为止，人类所作的种种努力不过是盲人摸象，大多不值一提。读《途经之水》，隐隐感觉到诗人的野心，他以他的方式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当我们拔开哲学的、物理意义上的迷雾，端正对宇宙的、对生命的态度，我们发现，所有有意义的追问，都仅仅源于故乡。如果没有对故乡的远离、反省和思念，我敢说，历史上的许多一流诗人都将降为二流甚至是三流诗人。有一种鱼，长大后，历尽千难万苦九死一生也要返回它的出生地。自然界中，为了还乡，终其一生的物种还有很多很多。反而是作为人，特别是城市化的今天的众多诗人，这种对出生地、对原乡的认同和回归，不管是生理层面和精神层面，都很疏离、淡薄。在书中，诗人不无忧心地写道：
（十）
故乡是一页枯瘦的白油纸，在夜深人静的午夜，我总用心中的笔与她黏稠地对话。
（十三）
从脚下土壤中生长，又回到脚下的土壤，那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
（十四）
冰凉中的秋雨，籽种里的暗香，一旦春风拂面，故乡总能在心空发芽。
浪漫主义大师屈原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等一切事物现象进行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发问。这一百七十多个疑问，尽管气势磅礴，奇气逼人，感情激越，内容广博，可惜他仍然没有回答出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事实上，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它才有意义，那就是作为每一个人的具体的故乡。无论是物理意义上还是精神层面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出生地，都有他的故乡，离开这个条件，可以说，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诗人写得真诚而直率：
即使就这样老去，只要我的头颅枕着南高原这片广袤的土地，
我幸福的泪水，会挂满彝人的家园。
在本书中，诗人用大量的诗篇反复述说他的大黑山，他的发窝，我认为，他从而以那种与生俱来的依恋，那种到此为止的追问，完成了一个纯粹的诗人对我们是谁的终极思考和回答。
彝族是一个承认万物有灵的民族，我们最根本的崇拜是祖先崇拜。诗人对原乡有清醒的认识，换句话说，他非常清楚他是谁。他之所以对故乡反复的吟唱，根植于他对祖先深深的怀念和崇拜。可以这么说，族群意识和祖先意识是彝族诗人有别于其它诗人的重要标识。就彝族诗人而言，我们很少有其它诗人那种身份的焦虑，因为他们的每一根骨头，每一个寨子，每一代人的迁徙之路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许多诗人困惑于我们从哪里来？并因此而郁郁寡欢的时候，诗人自豪地吟唱：
（六）
在这片充满神性的天空下，绵延千万年的父子连名谱系承载着彝人高挺的英雄髻，祖先崇拜灵舞而出的氏族谱牒，鼓点浩朗，声响铿锵。他们在这里播种爱情，他们也在弯弯曲曲的金沙江两岸收获希望。
这些大珠小珠的诗句，诗人只不过是信手拈来，一点也没有刀笔的痕迹。从夜郎国到南诏，从太阳历到彝文，祖先不绝的马蹄声和灿烂的历史文化就是这样铺展在广袤的大西南。当李白发出“蚕虫与鱼凫，开国何茫然”这样的悲叹，那时候，彝人早就有条不紊地在自己的宫殿中发号施令，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放牧。所以，在彝族人的诗歌中，我们很少读到这样的茫然和自怨自艾。诗人对自身身份的清晰认知，使得他的诗歌有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指向，并且一往情深。
我们到哪里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球变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奇怪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当我们远涉千山万水到别人的故乡，当我们在人潮人海中感到无边的孤独，诗人何为的疑问越来越现实和直接。由此，我们读到了太多这类的诗歌，甚至这些不知何去何从的诗歌，几世几年来一直把持着诗歌江湖的话语权。如果说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太过于虚幻，于现实生活无益，解决不解决都无所谓的话，那么，我们到哪里去？这是关乎到每一个正常思考正常生活的人的切身问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就是最为真实的写照。人类无法控制无法掌握过去，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未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也是诗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海德格尔研究荷尔德林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诗人的天职在于还乡。”只是他的这一观点，这么多年来，在诗歌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诗人们以卧轨的方式、以绝食的方式、以吃药的方式回到极乐之地。他们所用的手段，都是通过肉体来完成。或者说是用肉体完成了他们表面上的到达，用肉体取代了他们精神层面的回归。
在彝族人的世界，人在世的时候，灵魂是依附形体而存在的，其灵魂有相当的自由度。人死亡之后，他的灵魂也还继续存在，就是所谓的亡灵。而这个亡灵，是不死的。他有三种存在形态，一个魂灵守在坟墓或火葬场，一个魂灵守护在家中供奉的灵位，另外一个魂灵，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魂灵，它沿着祖先迁徙的足迹，回到祖界与祖先团聚。它之所以不辞辛苦，翻山越岭，抵挡各种诱惑，回到最初的地方，因为它要向祖先汇报子孙的各种情况。这种朴素的归祖思想，让诗人有充分的理由和底气向世人宣告：
（三）
生与死的轮回、交替，是万物排开的风景。
那些在入夜之后，被树枝绊倒的月光，或许是世俗的灵光镜像正五心朝天地铺陈。
（五）
只要有骨头在，脱光了羽毛，也可以像一只鹰笛，生长天籁之音，赋予生命另类的晴空。脱落了羽毛，依旧可以让鹰的灵魂在骨头中飞翔。
（七）在火塘边诞生，在火光中归祖。我们都将如来之初，站在足下的土地，又将回到足下的土壤。在人性的天平上，万物都将归一。
一个知道自己是谁，并且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一个知道自己是谁，并且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诗人，是最有意思的诗人。
是为序。
阿诺阿布
2020年5月17日 宽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