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发展以及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对少数族裔的关注，无论是凉山地区彝族文学的发展，还是凉山地区彝族的社会流动，都分别是相关学科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现有的研究看来，凉山地区文学的发展和彝族社会流动及外出务工的现实处境似乎不相关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关联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民族关系建构的一个侧影，十分值得研究和探讨，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凉山地区文学的发展和彝族社会流动的关联作为切入点，陈述中国社会转型期下的彝族诗歌发展史，其后以地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若干位彝族工人文学创作者的案例为主要的调查目标，辅之以珠三角企业与凉山彝族流动地区的诗人/知识分子频繁互动、调解、开展公益事业的案例，最后指出在文学和现实中彝族共同体建构的异同与关系。
一 凉山彝族文学的当代发展
彝族地处中国西南，具有悠久的诗歌传统，其传统的生产生活离不开丰富的文献长诗，而当代的作家文学也通常以诗歌为主要的创作文体。学者巴莫曲布嫫在《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1]中，提及彝族诗歌形式多样，包括祝咒经词、古歌、歌谣、风俗歌调、祭祀经师、史诗、叙事长诗、谜语、谚语、格言等类型作品。
鉴于此，彝族最主要和最喜爱的文学创作形式是诗歌。在明朝，贵州、云南的彝族诗人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均较为可观，有高乃裕、高程、禄洪等彝族诗人；在清代，彝族文学家族群体出现，代表人物有余家驹、余昭、安履贞、余珍、李云程、安健等诗人。在复杂民族文化关系的背后，诸多诗人以精妙的汉语写作能力闻名同时期的西南文坛。因此在多民族文学的研究视野下，古代西南地区彝族文学的创作十分丰富，对日后彝族文学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话语基础。
恰恰相反，1950年代之后，四川凉山地区才渐渐接受汉语影响，因此汉语文学书写出现较晚，然而，恰恰是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因素的差异性，凉山彝族文学创作独树一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彝族诗歌的创作大潮，其集结性和异彩纷呈的双语文学书写，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在中国当代诗坛十分夺目。
值得一提的是，与文学的发展几乎同时或者稍晚的时期，凉山彝族群体也逐渐进入公众媒体的视线。具体来看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负面或污名化的新闻报道，比如媒体将关于“吸毒”、“艾滋病”、“偷盗”、“地下产房”等污名化的标签与凉山彝族人相关联，关于这一点，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其中包括作为2015年度畅销书的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第二种则是全球化工业时代背景下大量彝族外出务工颇受关注。以珠三角地区为例，彝族打工者口述自称有60万彝族人在此务工，一些彝族工头则认为“目前东莞已经有10万左右彝族农民工，而珠三角则有30万左右彝族农民工” [2]，而人类学学者进一步的调查数据显示，至少有十万人是作为流动人口的工人活跃在此区域[3]。
在本人前期研究中，曾观察凉山彝族汉语诗歌的发展走向，如果重新返回到历史现场，可以发现较晚时期彝族诗歌的创作与人口流动是密切关联的。和同时期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脉络一致，彝族汉语诗歌的发展流变也可分为三个阶段，“十七年文学”时期（主要讲述阶级文学和民族属性）；“萌芽与抒情”时期（实际上是宏大叙事及民族意识抒情的文学时期）；“多元化发展”时期（诗歌编选浪潮与集结、多元化样态）；颇有意味的是，这个时间节点恰恰为彝族外出务工起始的时间，在研究者刘东旭的人类学调查中，他所接触到的珠三角最早打工的彝族人为1996年[4]。那么，在这一时期中，对彝族诗歌多元化的考察与分析，还可以折射出人口流动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
在当代凉山彝族诗歌创作的第二分期，也就是说1995年之前，彝族诗人们开始围绕族属认同有意识地建构诗歌史，强调各个彝族地区所共有的山川、河流与图腾象征。例如分别被编选者以“大凉山”、“小凉山”等词语命名的《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等书籍，以及诗人们在作品中表现的对大小凉山、六祖、黑色、虎、火塘、荞麦、毕摩等在族群内部具有普适性的符号。而在1995年之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创作者们的“原乡”几乎都遭受到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冲击，并且其历史文化传统也相应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彝族人进入城市务工、经济问题导致的社会问题等现状，业已完成的对族属身份认同的创作者们开始为这个族群的现状表示忧虑。
于是，现实社会问题在当代凉山彝族文学创作者的笔下也有所体现，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元的新世纪彝族文学书写，总体来看，新世纪的彝族诗歌写作有着多元化、多声部的发展趋势和不同表现形式的族裔本位性诉求[5]，在这一时期，很多诗人诗作中也反映流动和务工的现实处境，还为此创办了彝族打工文学民间刊物。值得一提的是，这不仅仅是当代凉山彝族文学发展特征之一，亦是其他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所呈现的一般特征。
二、在流动与文学想象之间：彝族工人诗歌的发生
新世纪以来，彝族文学的多元属性体现在诸多方面：比起吉狄马加等老一代诗人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抒情，更多的诗人开始关注彝族乡土社会的人口流动与经济变迁，以及背后产生的社会问题。毕竟在吉狄马加、倮伍拉且等当代彝族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开始写作的年代，彝族的社会问题还未如此显现。
我在观察彝族文学的流变诗，提出当代写实诗歌的概念。古代彝族具有浩如烟海的史诗文献，长于抒情，少见写实作品（创世史诗除外）。事实上，直到当代彝族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诗人们才对社会现实问题投入更多的关注，而这些观察与关注则直接影响到诗歌书写。这一切与诗人的身份变迁不无关系。
2012年，本人与彝族文学编选者阿索拉毅合作统计了58位较为活跃的彝族诗人的社会身份，其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有7人，在事业单位的有24人，公务员有14人，企业有7人，农村进城务工者（包括无业者）有6人（如图示）。
在这一数据中，务工者占总体写作者比例的百分之十，而随着时间的推进，根据即时跟踪的诗人数量推测，务工者所占的比例迅速增长。2015年，一个描述打工题材的纪录片《我的诗篇》进入公众和相关研究者的视野。这部纪录片详细记述了六位打工诗人的生活状态，以此纪念自杀的工人诗歌爱好者许立志。其中，吉克阿优是双重边缘化的角色，首先，工人诗歌是当代文坛较为边缘化的存在，其次，彝族工人诗歌更加少见。吉克阿优不仅参与这部纪录片的宣传，还创办了彝族打工文学民间刊物《飞鹰》。吉克阿优现在浙江打工，此前在东莞务工多年，有着丰富的底层经验，对凉山彝族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和秩序了如指掌。鲁弘阿立主编的《第三座慕俄格——21世纪彝人诗选》的前言中，曾对工人诗歌做出表述，他认为很多彝族人离乡去汉族地区打工，“听从汉人老板们的调遣与意志。在这种陌生化语境中，诗和歌成为乡愁的诉说通道。也因此，城市生活也成为彝人诗歌的一大主题，他们开始用描写故乡世界的笔法描述城市里的一切，水雷般的欲望和陷阱，醉生梦死的都市，成为异乡的代名词。” [6]
鲁弘阿立指的正是社会流动背景下彝族打工诗歌群体的出现。阿优的诗歌，每句字数不多，而行数却不少，他用现代写实的语言模仿和继承了彝族古代叙事诗的传统，彝族文献长诗多为五言或者七言写成，并且行数很多，是彝族古代文学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而在彝族当代汉语文学中，尤其是上世纪 80年代以后，大多数彝族诗人便不再沿用这个叙事传统，尽管在彝文创作的诗歌中还会出现。虽然阿优的诗歌品质还有待提升，但是诗歌中反映了彝族打工者在东部城市的工厂里的真实境遇，这在彝族当代诗歌中实为罕见。通过青年诗人们对待现实的诗歌处理方式，我们似乎可以窥视到彝族社会的现实状况。彝族诗人沙马中华的《山风》也是近年来开始创刊的民间文学刊物，主要刊载以工人文学为主的作品，当然，他也扩展了编选的视野，刊载了十余个民族的文学作品。
除了吉克阿优和沙马中华之外，还有一些创作彝族打工诗歌的“离乡”诗人。比如居住在东莞的彝族青年诗人阿微木依萝，如是描述彝族的流动性：“当我的族人举着火把穿过山林/追逐渐行渐远的野兽/我拖着自己长长的名字走在城市里/就像拖着一棵枯萎的树/我住在这里，叫不出邻居的名字/没月亮的夜，也不许点起火把/有人在我居住的楼下跳舞/尖利的高跟鞋像鱼刺——卡卡卡” [7]
诗人也是生于凉山，后来外出务工。和吉克阿优刚好相反，她初中肄业后辗转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在谋生的同时开始散文和诗歌的创作，现居东莞。其作品体现了客居的城市和彝族乡村社会之间的异质性，比如她用了“长长的枯萎的树一般”等修辞来彰显少数族裔在都市的特殊性与边缘性。因此，她的其他作品也同样关乎彝族工人阶层的日常生活，并且对凉山的现实产生观照。她的作品经常在书写熟悉的故乡，又常常与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相对比：“山里人喜欢酗酒。他们倒在地上以为倒在草原上那般潇洒，他们放声高歌，以为骑在健马上奔驰，以为在摔跤比赛。总之，只要他喝醉了，所有的地方都是他的草场，所有人都是他要摔在地上的手下败将。如果他从地上爬起来，走路都会带着几分高山英雄的路数，扭扭扭，左脚绊右脚，像刚刚得了个摔跤冠军。” [8]这样的表述极为生动地描写出了族人爱酒的形象，以及彝族人在东部地区现代都市社会的适应性。
三、在文学创作与社会流动之间
在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下，凉山彝族早已不再是林耀华先生调查时期那种封闭而传统的乡村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地区的“离乡”之举。全球化击碎了传统彝族社会的共同体，却又以千丝万缕的方式重构了彝族的“共同体”。在此时，很多诗人不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肩负着许多与文学无关的现实角色。这也是彝族文学发展较为晚近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
前文提到的吉克阿优，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诗歌编选者，还承担了与文学并无关联的其他社会角色。2011年，我与吉克阿优相识，他邀请我为他的诗歌民间刊物出谋划策。在那一时期，我知道他在浙江一家羽绒服厂做工，有一个妻子以及年幼的儿子，在彝族诗歌圈开始小有名气（因为他写作的内容突破了传统的抒情诗，而是直接指向工人阶层的现实）。2015年，我与吉克阿优第一次见面，那是在东莞的彝族年聚会上，劳务公司的工头们共同出资举办了一个几百人规模的聚会，我去做田野调查，得知吉克阿优也会到场并且当作工人代表发言。发言之后，我和吉克阿优做了一场访谈。
吉克阿优表示自己来东莞的行程异常繁忙。在短短三天的行程内，他需要走马灯式地完成若干项工厂事故的调解工作。关于这一点，国内一些珠三角彝族流动人口的相关研究也有所提及。在彝族传统社会构成中，乡里间的纠纷也是靠调解得以解决的。研究彝族习惯法的学者杨洪林提及：“莫”是彝族人纠纷调解的一项基本机制。在具体的纠纷调解中, 莫萨除了从纠纷中寻找事实外,还必须通过援引自己所掌握的判例(又称“伍波”)来说服纠纷各方接受一个大致符合常规(又称“伍资”)的方案,最终促成纠纷的解决[9]。
然而，在珠三角地区的纠纷，大多数是和劳务相关。在刘东旭的研究中，欠款纠纷由于彝族工人群体众多而很少发生（彝族人的群体事件会引起公安的重视，因此工厂不会随意欠彝族人的工钱），最常发生的是工伤纠纷的调解 。和彝族的习惯法不同，现代社会通常会诉诸于法律，而彝族务工实行的是工头制，即工厂不直接和工人签合同，而是和工头签合同。因此法律路径并不容易实现，最多的选择方式还是调解制度。吉克阿优正是担任了一些工伤事件的调解人。对于为什么让他去担任这一事件的调解人，据他的叙述可以推断，首先，他外出务工多年，熟悉汉语，并且熟知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务工制度；其次，他是彝族工人阶层中较为知名的诗人，属于“知识分子”，鉴于在彝族传统社会的纠纷调解中，一般会选择德高望重的人员担任“调解者”即“德古”，因此，在珠三角的彝族社会中，大的工头和吉克阿优这样的“知识分子”去担任调解者也是必然的选择。
2016年初，纪录片《我的诗篇》在珠三地区角众筹放映，这场电影的费用是由一个较大的彝族劳务公司赞助，希望给新来的工人增添一些娱乐活动，顺便提升一下文艺素养，导演由于忙于其他地方的公映而无法到场，就希望纪录片的主角之一吉克阿优作为代表人物，去珠三角（惠州和东莞等城市）和他的“凉山兄弟”们见面并且协调众筹放映的事宜。寻找合适的影院的事情一波三折，原因是这批即将进厂的新工人刚从老家过完彝族年，招聘过来共计三百人。而有的影院场地仅能容纳一百人，有的影院虽然可以接纳一次性五百人，规模符合他们的要求，但是在具体协商时担心这么多流动人口是传销等非法聚会，于是拒绝合作，费了很大周折，吉克阿优终于敲定了一家影院，从而顺利进行放映。
除此之外，这位诗人还需要抽空协调送厂的事情。 “送厂”就是包工头从彝族家乡招募来新的彝族工人之后，需要将其送入与自己劳务公司长期合作的工厂，从而实现自己的抽成和利益。然而，并不是每个环节都可以实现完美的对接。比如预计将三百人送到其中一个工厂，而当时工厂由于其他合同未到期的缘故，只需要一百人；或者其他工头送厂时还需要一百人彝族工人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件有时吉克阿优也会参与调解。
与这样游走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彝族打工诗人不同，地处凉山的另外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彝族青年诗人做着一些其他的公众事务——公益。这两个人、两个事业的合一恰好彰显了全球化带来的奇妙的相连。彝族诗人阿索拉毅也是我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他生活在大凉山，除了日常写诗之外，他还负责彝族当代诗歌的编选工作，成立了彝族诗歌馆，收集了和彝族相关的文学类的大量电子资料，我们共同整理了彝族诗人的档案。最终在2015年出版了《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10]，而且我还参加了他当年的编辑工作。这只是他的重要事业之一，他的社会兼职角色是峨边“壹点爱”公益基金执行人。这个公益基金恰恰又是珠三角的一位企业家2010年发起的民间公益组织，阿索拉毅负责了很多具体事务，比如调研小学的状况，走访，发放爱心物资等等。
另外，还有一位重要的彝族学者需要提及，即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院长阿库乌雾。他是著名的彝族诗人，擅长双语创作，并且经常在公开场合朗诵母语诗歌，以唤取彝族人对母语的热情。他的写作很有特色，经常具有传统宗教仪式的意味，我曾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将其归为人类学式的写作。他的诗歌内容通常是对彝族社会现状的泣诉，比如吸毒、病毒等负面的社会问题。以往文学界对他的研究大多是关于他的文学创作，而在2015年的一次访谈中，我得知了他与彝族的流动人群有更多的接触。
阿库乌雾向我叙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运用自己的母语和感染力，去女子监狱进行演讲，这个监狱里关了一些彝族的女性（可能是因吸毒或者偷盗入狱），而她们在认真地听了阿库乌雾的演讲或“招魂”之后（这是一种仪式）而失声痛哭，极富感染力和神话色彩。集体的痛哭和现实的痛苦之间，是诗人和知识分子的行为在发生作用。第二件事情是珠三角的工厂或工头多次邀请他去工厂和彝族工人演讲，希望提升工人们的精神气质。
2016年初，凉山州民族研究所白史各研究员再一次赶赴东莞。白史各是彝族学者，受聘于“凉山彝族流动农民工面临的社会性别歧视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改善”项目组 ，趁《我的诗篇》公映的机会，去宣传艾滋病防治的相关知识，由于平时较难有时间召集大量的工人集会宣传此类知识，只有在放电影的时候，才有三百多彝族工人同时聚在一起。在这样的需求和工人流动背景下，她与阿优形成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这里面缺少不了一个牵线搭桥的人物，那就是吉克阿优的初中同学沙军。沙军是东莞较为“有文化”的彝族工头之一，出生于1985年，和70后的彝族工头们不同，他能够最先接受新鲜事物，因此他对白史各研究员的项目十分配合，又将自己的初中同学、诗人阿优介绍给白研究员相识。在对沙军的访谈中，他坦陈，彝族打工者在珠三角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匮乏，因此他希望能够在这一方面促进彝族工人在精神方面的提升，如果能和彝族传统文化对接就更加成功。并且他认为，作为彝族外出流动务工人员的新一代工头，他肩负着对工人进行文化指引的呼喊者的重任。
在东莞的田野调查中，我察觉到，沙军和吉克阿优等年轻人与其他彝族工头和工人有着不太相同的文化气质和精神追求，在进一步的访谈中得知，有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沙军和吉克阿优同为凉山普格人，在初中时代，他们曾经接受过凉山彝族民间诗人发星的授课，前文提到，发星是彝族现代诗群重要的纪录者、组织者和编选者，而他长期居住在普格县，他义务去为附近的中学为彝族学生开设诗歌鉴赏课，在他的课堂上，吉克阿优和沙军才得以对诗歌、对文学有所认知，因此吉克阿优在外出务工之后，依然选择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并且加入了浙江平湖的文联。在初中毕业后，二人就各自外出务工十余年，很少联系，直到很晚近的时候，二人才因凉山彝族务工共同体的建设而重新联系紧密起来。
近年来，凉山彝族人口的流动如彝族文学的发展一样，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向，知识分子、诗人对于共同体的构建增添了新的合力，那就是诸如沙军这样的既有一定知识文化，又将家支制度的现代性转换付诸于实践的“工头”，当然，在这个流动群体的彝族共同体构建中，必然包含了经济和利益的重要粘合因素，但是现实和文学的合流还是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议题，而这个议题还必将延宕下去，期待进一步的调研和观察。
原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