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彝族民间文学概观
彝族的民间文学很丰富。在旧中国，有抄本或刻本传奇的民间文学作品都用诗歌体裁写成，包括史诗和教程，多数是供诵读的，至于可以依声录谱的歌谣，其中，有引吭高歌，响遏行云的《所地山歌》，也有低吟轻唱缠绵缱绻的《幺表妹》，种类繁多，情调各异，何其芳同志称赞彝族民歌“很有特别的色彩，就像在辽远的寂寥的山谷中忽然出现的奇异的迷人的音乐”。此外，彝族地区还有一种“说词”即《克智》，它是富于幻想、词语夸张，题材广泛的散文诗，在婚丧嫁娶的仪礼上，宾客酒酣之时辄以这种说词互相问答，气氛非常热烈，对答不上者要当众认输。在这种场合，真是“不学诗，无以言”。
诗歌起源于民间，民间不只有被誉为“天籁的”真挚感人，色彩缤纷的诗歌杰作，也有它自己的诗学。这种诗学，是依口耳传授而存在。彝族具有丰富的文学遗产。已知的著名诗歌，属于创作史诗有《阿细的先基》、《梅葛》、《查姆》、《勒俄特依》、《淡水纪》、《彝族史诗》等，属于叙事诗一类有《漏卧鲁沟的婚礼》、《阿诗玛》、《雪峨养山雀》、《赛玻嫫》、《放鹅类记》等 40多部。属于长篇抒情诗一类有《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等。此外，还有大量的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
纵观彝族民间文学这块横亘古今的土地，《勒俄特依》、《梅葛》、《阿细的先基》和《查姆》四大史诗，像四座巍然耸立的高山，气势磅礴，蔚为壮观。《阿诗玛》、《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和《逃到甜蜜的地方》四首叙事、抒情诗，如四条奔腾的大河，激越深远。
由于彝族分散在川、滇、黔、桂四省区，各地区、各支系的民间文学，也都有自己的特点。
总的看来，却又有着某些共同的审美倾向。为数众多的彝族民间文学，集中地贯穿着两大主题，一是与自然斗争的主题，这个主题以记载了远古神话的四大史诗为发端；延伸在所有民间文学之中。二是以社会斗争为主题。以四大抒情、叙事诗为代表。这些作品，既是对彝族社会历史生活的反映，又是彝族人民审美标准、审美理想的凝聚和表现。
彝族民间文学中所表现出的美丑标准，集中在劳动、勇敢和智慧三个方面。在彝族先民看来，勤劳能干是美好的，好吃懒做是丑的；勇敢、无畏是美的，贪生怕死是丑的；智慧是美的，愚蠢无知是丑的。以“能”、“勇”、“智”为中心的审美观念和美学标准，在彝族民间文学中一直贯穿着、发展着。
二、彝族民间文学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
（一）“能”
彝族的四大史诗都是规模宏大的厚重之作。《梅葛》和《阿细的先基》有 5000多行，逢年过节要唱三天三夜，《查姆》 3000多行，《勒俄特依》 15000多行。天地开辟，洪水泛滥，人类起源万物生长及民族习俗等为史诗的共有内容，尽管对天地万物的起源，四大史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主要都表现人与自然的斗争。反映彝族先民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愿望。从中，也体现早期的审美内容。这个时期，美的实用性尤其突出。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阶段，物质生产是生存的前提。《查姆》里边就讲到只有一只眼睛的第一代人，因为好吃懒做，天神发怒，把这一代人统统饿死，劳动是生存的保证，所以，劳动就成为美的核心。
四大史诗中，不少篇章都与生产劳动相关，有的则直接介绍生产劳动知识。《梅葛》第二部《造物》讲盖房子、狩猎、农事，直接介绍生产知识，《说亲》一章讲婚姻（事）的习俗，讲到男方到女方家接亲时，女方要向男方提出一连串的生产知识问题，然后男方反问女方，这种“考试”显示了劳动成为衡量人的一种价值观念。这个主题在抒情、叙事诗中也体现得鲜明。《逃到甜蜜的地方》就以歌颂劳动和爱情为主题。阿诗玛是彝族人民理想的象征，长诗中写阿诗玛六、七岁会坐在门坎上替母亲捻线团，八、九岁手拿镰刀挖野菜，十岁用砍刀割草，十二岁挑水做饭，十四岁赶羊、绣花……显然，在彝族人民心中，勤劳是必不可少的美德，“春夏来耕种，秋天来收获，会盘田的人，我方中意。”这是阿诗玛的择偶标准，也是彝族人民的审美标准。《阿诗玛》中还专门写了阿黑与热布巴拉父子进行砍枝、撒种、剥虎皮的比赛。对剥削者的无能进行了嘲笑和辛辣的讽刺形成鲜明的美丑对照。
从以上的例子中不难看出，作者们竭力歌颂只有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不能贪图便利，不劳而获过苟且偷安的日子，反对并指责，抨击了懒惰的行为。彝族人民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磅礴和历史的艰难，使彝族人民养成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以至于，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把劳动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美与丑、道德好坏的标志，反映了彝族人民以劳动为光荣，以懒惰为可耻的重要道德准则。
劳动与美密不可分，这是早期艺术的共同点。但将劳动作为美的主要内容，在彝族民间文学中似乎表现得格外充分、突出。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彝族艺术理论中。对此就有自觉的认识。《彝族诗文论》就把工匠的聪明，平民的勤奋，禾苗的生长、庄稼的收成及牛羊的繁殖等，作为诗歌吟颂的对象。
彝族民间文学中，连劳动场面，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乃至农牧气象等与生产劳动有关的事物，都成为一种审美对象来表现，并且，主人公对自由、幸福的追求，也都同物质生产技能结合在一起，以劳动为中心。
（二）“勇”
如果说劳动体现为“能”的话，“勇”则是能力超凡的英雄，他们是生存条件的开创者。《勒俄特依》中阿格阿龙就是这样的英雄，他射下天空多余的太阳，使万物生长，他把地坎一样粗的毒蛇打成手指粗，把米囤一样大的蛤蟆打成巴掌大……从中可以看出彝族祖先同恶劣的环境顽强抗争的历程，对超自然力的幻想，同时也奠定了“勇武”的美学地位，在彝族的图腾崇拜中，虎图腾、鹰图腾等，正是克制邪魔的勇武精神的象征。
史诗中这种在严酷自然条件下，产生的开天辟地的“勇武”精神。在阶级社会中，很自然在延伸到反抗压迫的社会斗争中去。因此，“勇”就不仅是生存的需要，而且同争取自由、幸福联系在一起。
四大叙事、抒情诗都涉及婚姻问题。《阿诗玛》中的阿诗玛，生下来就像花一样漂亮，十分招人喜爱，长大起来，劳动，唱歌无不超群出众。热布巴拉看中了阿诗玛的美貌，企图逼阿诗玛与其子阿支成亲，遭拒绝。最后进行抢婚。《阿诗玛》歌颂了彝族人民勇敢无畏地反抗暴虐和追求自由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不嫁就是不嫁／九十九个不嫁／有本事来娶／有本事来拉。”
《我的幺表妹》是一个男青年，在心上人被买卖婚姻夺走并惨死后，痛心疾首的悲歌，全诗充满凄切哀婉的情调，笼罩着浓重的悲凉气氛，它通过“幺表妹”婚姻的悲剧，对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妈妈的女儿》是一位家境贫寒，为奴隶主牧羊的姑娘对婚姻不自由（主）的血泪控诉，是一个被当成物品卖去的彝族姑娘凄凉经历的哭诉。这些悲剧故事，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和不屈的反抗精神，如《妈妈的女儿》唱到“拉我的人在前面”、“推我的人在后面”的时候，心头悲愤怨恨之情，已如那冲出闸门的激流，若不用一长串排比反复咏唱，姑娘那说不完的冤屈，吐不完的苦，唱不完的情，则不能得到充分抒发。幺表妹被卖进有钱人家，她三天不吃不喝：“宁愿绳吊颈，不愿在有钱人家度日月；宁愿蛇缠身，不愿在有钱人家受欺凌；宁愿坑里死，不愿在有钱人家过一生。”这里显示出一种价值观念，为反抗暴虐，为追求自由和幸福，牺牲生命也值得，这种崇高精神是不死的，所以，我们看到阿诗玛虽死犹生：“日灭我不灭，云散我不散（歇）。我的灵魂永不散，我的歌声永不绝。”她变成回声，成为彝族人民正直、勇敢精神的化身。《逃到甜蜜的地方》则显示出一丝曙光，情人用逃婚来反抗不自由的婚姻，两个历尽艰辛，终于在遥远的地方过上了幸福生活。
四大抒情诗、叙事诗，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合理的生存环境作了彻底的否定，在其中肯定着一种原则，那就是对自由和幸福的舍生忘死的追求。这个追求是同善、恶、美、丑的社会性评价连在一起的。
（三）“智”
同自然作斗争，除“能”、“勇”之外，“智”也是必不可少的。如上边提到的男女双方互考生产知识，从内容上讲是重劳动。同时，也是重“智”的表现，在《梅葛》中，还专为那个巧妙地跟着羊后走，找到白盐井的老人写了一章《盐》和自然斗争一样，社会斗争同样离不开智慧，引人注目的是与史诗相比，在后来的诗歌和民间故事、传说中，“智”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并且，智愚斗争与善恶冲突是连在一起的。
“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落人间”的火把节是彝族的盛大节日。关于火把节有两种传说。一是灭蝗虫说：“当地上的大力士阿提拉八用什吓跑天上的大力士并战胜了他后，天菩萨派蝗虫来吃庄稼，聪明的阿提拉八叫人们用火把将蝗虫烧干净。第二种传说讲火把节是为纪念彝族人民与外族斗争的胜利，在人们怎样也攻不进城堡时，聪明的阿真叫人们在羊角上捆上火把，用“火羊阵”冲进城堡。看来，无论是与自然斗争还是与敌人斗争，彝族人民理想中的英雄，都是智勇双全，所以，《阿诗玛》中，在剑拔弩张的斗争之前，插入了一段阿黑与财主之子比赛“讲细话”（“赛智力”）的戏剧性场面，就决不是无足轻重的闲笔，类似的审美倾向，在彝族民间故事中比比皆是。
像《铁匠降妖》中铁匠，关于石林的传说中牧女儿的母亲，护心帕的传说中那个令女神也惊讶的庄稼汉的妻子，都是智慧的。《智杀妖怪》、《智胜恶魔》等，也都是智慧的赞歌。在人类的聪明才智面前，管他是天神恶魔，还是虎豹狼虫，统统不堪一击。就是在情歌中，聪明也是博得情人欢心的条件。《妹家大门开朝坡》写情人幽会，女子叫心爱人儿“天阴下雨你莫来，门前门外脚印多。”男子答道：“脚印多来郎不怕，买双草鞋倒踏着，小脚跟着大脚走，别人看作出门脚”，从而赢得了女子的欢心，称赞他“小哥哥说话点子合。”彝族民间文学中有一种“克智”这是在喜庆场合，由能说会道的双方各自用夸张的语言比赛。这可以看作早期的“智力竞赛”。
如凉山流传很广的《阿果斗智》中，奴隶主想把阿果卖掉，仅出门一日，阿果就把马丢了，让主人挨饿，受辱，使其威风扫地。奴隶主以毒药沁入马鞍，毒死阿果。阿果临死，交待妹妹，翘起他的腿子，让他吹着巨尔迷惑主人，主人以为自己的毒药失灵，用鼻去嗅，也被毒死。奴隶主火化时，仍然不放过阿果，不让阿果的尸体火化，要丢入深山喂鸟兽。阿果生前早已吩咐妹妹，先用一条狗穿上他的衣裳，送去火化，被阻止，就把这条“狗”丢在山里。等主人安葬完毕之后，再去火化安葬阿果。又如《罗牧阿智的故事》中，当糊涂县官乱判糊涂案时，阿智把屁股迎着县太爷磕头，县太爷气愤问他：“为何如此磕头？”阿智说：“老爷的案子断颠倒了，我磕头也要颠倒！”嘲弄昏官极为深刻。这些机智人物同奴隶主斗智的故事既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机智，同时也揭露了奴隶社会的罪恶。
智愚斗争的冲突，不仅使作品带上一种轻松幽默的喜剧性情调，更显示了彝族人的乐观与自信。智，作为一种审美内容，在民间文学中占据显要地位，本身也是彝族人民智慧的一种反映。
（四）彝族民间文学的艺术美
在艺术上，强调客观真实性与强调主观情感性的结合，既重视忠于生活，又重视艺术想象，讲求生动形象，在彝族民间文学所遵循的美学原则。彝族民间文学展示了从古至今的历史画面，以四大抒情、叙事诗为代表的作品，是奴隶制度下彝族人民痛苦与反抗的缩影。史诗中带有诡异色彩的神话故事，也是古代彝族社会生活的某些投影，具有历史价值。比如洗日月称天地。日月星辰生成的神话，《梅葛》认为是源于虎，这与彝族图腾崇拜中虎图腾有关。彝族传说众多，山川风物、节日习俗、饮食服饰、文字乐器直到飞禽走兽，往往都赋予它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如果说神话中的想象主要出于认识自然的愿望的话，那么，传说、故事中的想象，则无疑作为一种艺术手段而出现，这些自然中见惯的事物，一经想象点染，就带上一种神秘、瑰丽的色彩而显得异乎寻常起来。
生动形象的比喻，是构成彝族民间文学艺术美的又一特色，彝族善譬，是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说：“彝人议论如譬喻物，谓之夷经。”彝族民间文学中生动形象的比喻层出不穷。《我的幺表妹》写男女主人公青梅竹马，情深意长。“像星星和月亮在一起，像太阳和云彩在一起，像鱼儿和清水朝夕在一起。”《妈妈的女儿》中写女儿感到在劫难逃：“鸡欠了鹰的帐，躲在墙下也没用；鱼儿欠了水獭的帐，钻在河底也没用。”类似对比的比喻，彝族民间文学中随处可见，它是生活经验的艺术化。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艺术特色，并非停留于纯感性的实践，而且已经上升为自觉的美学理论，早在一千多年前，即大约南北朝的时候，彝族古代大布摩举奢哲著的《彝族诗文论》是彝族古代的一部文艺理论，其中谈到写史要求完全忠实，艺术创作则允许凭想象虚构，但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也应该遵守七成真三成虚的原则。他谈诗歌和故事创作时就强调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所有世间事，生在大地上，世间的事物，都和故事呀，相依又相存”）重真实（“事实要合理、人物要真实”），重想象（“智者凭想象，写出好事故，写出动人语”）并且认为这样才能写的生动（“须有六成真，可有四成虚，这样才能把人物写活起来”，举奢哲的艺术见解，是对彝族民间文学美学原则的深刻总结。彝族民间文学的创作实践和他们的美学理论一样，是相当成熟的。
彝族民间文学丰富的想象，大大加强了它的表现力，使它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彝族故事中美丽的幻想，正是这种坚定信念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的艺术表现，彝族民间故事创造了半神半人的英雄支格阿龙，力大无穷的惹地所夫，本领非凡的九兄弟，对爱情忠贞不渝，对压迫誓死不从的山翩姑娘，机智幽默、敢于蔑视土司老爷的错尔木呷，罗牧阿智，勤劳的蚂蚁等。这些形象血肉丰满，性格、气质各异，构成五彩缤纷的艺术画卷。彝族民间文学讲究对比，《阿诗玛》中这种对比鲜明，另外如《蚂蚁和蜗牛》通篇以勤劳吃苦，不避艰辛的蚂蚁与懒惰怯弱的蜗牛相对比，使两者性格分外鲜明，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结尾
彝族民间文学集中了群众的智慧，融合了彝族人民的艺术才能，于广大人民群众是民间文学的创作者，同时亦是它的修改者、传播者、保藏者、欣赏者。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不同，它是直接扎根在劳动人民生活土壤中的文学。它紧密地伴随着劳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地反映现实，直接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厚望；它的艺术形式不仅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喜爱，而且更为他们所掌握和运用。它从内容到形式处处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艺术趣味和美学理念。
彝族民间文学的作品中，尽管也有些糟粕。但是，它的主导方面始终是积极的健康的，体现着历史前进的要求和方向，在劳苦大众的文学作品里，从不粉饰自己的苦难生活，从不掩盖旧世界的黑暗面。反之，却往往予以深刻的描绘和揭露，民间文学一般说来，直截了当反映人民对剥削者，压迫者的积极反抗，强烈地表现了人民热爱乡土、热爱生活、热爱自己伟大民族的高尚精神。它赞颂人民的劳动和智慧，歌唱坚贞的爱情，表现劳苦人民对未来的期待，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它颂扬人民勇敢战斗的精神，传颂人民英雄的业绩。是人民喜闻乐见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刚健清新、富于乡土气息的艺术形式，民间文学的朴素、明朗显示了人民率真而朴实的创作态度，民间文学的单纯、凝练、粗犷、幽默等艺术风格。更集中地反映了彝族人民的审美情趣和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