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读到刘以林今年五月出版的诗集《鹰之不朽》（作家出版社），我再次感到极度的惊讶。几年前我读过他的《自己的王》等三本诗集后，就感到了极度的惊讶。这在我阅读当前中国诗歌的经验里是绝无仅有的。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去思考，为什么我会感到惊讶？为什么会感到极度的惊讶？
在我看来，中国当前诗歌满脸的羞愧之色，已经到了无法抬起头来面对人类文化、面对历史、甚至面对文学与诗歌自身的地步。因为中国当前的诗歌根本没有给人类文化、历史、甚至文学与诗歌自身提供有价值的东西。诗歌也就只能成为诗人们自己去把玩的玩意儿，翻来覆去地把玩，诗人们或许会有快感，诗歌却就更抬不起头了，无法面对诗人们了。在诗人们翻来覆去地把玩中，诗歌已经被彻底肢解。我有过无数次这样的痛苦经历：听诗人们谈诗。从开始到最后谈的都是“某一句，那才叫棒”；“某两句，那才叫绝”；“某三句，那才叫美”；“某四句，那才叫没治了”。在他们的眼睛里，诗歌就等于棒的句子、绝的句子、美的句子、没治了的句子。诗歌所依存的精神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彻底消解在把玩之中，诗歌也消解在把玩之中。此时此刻的诗歌是什么？是唐三彩？是鼻烟壶？我看比不上唐三彩和鼻烟壶。唐三彩和鼻烟壶还有它的历史文化背景，还有收藏价值。
此时此刻的诗歌也就是玩意儿。
毫无价值的玩意儿。
诗歌还抬得起头吗？此时此刻，诗歌的头已经从脖子上割下来了。如果把诗歌比作飞翔的鹰，那么诗人们把玩的就会是利爪、翅膀上的羽毛和胸脯上的肌肉等等。鹰的生命、鹰的灵性、鹰翱翔的天空、鹰掠过的大地和大地上的河流通通没有了。
此时此刻，刘以林呈现出了他的《鹰之不朽》，有一些与当前中国诗歌潮流对着干的意思。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刘先生也许不同意我的观点。谁都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必须誓死捍卫我发表观点的权利。我想刘以林先生和我一样，万分担心时下的潮流诗人们“能豆子”似的能得不得了的去把玩、肢解他的《鹰之不朽》，所以他在《鹰之不朽》的后面附上了他的诗歌创作理论《论“新自由体”写作及其技巧》；所以他在《自序》的首页就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者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安全┅┅他必须用自己的风格使同时代的其他风格受到普遍的伤害。我们知道，同时代的其他风格是不太容易受到伤害的，它是一个坚硬的现实，因此，受伤害者往往是创新者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创新者是以伤害自己为前提的。”
担心是必然的。
那些把诗歌理解为玩意儿的诗人们无法不让人担心。
至于“伤害”，我还有些与刘以林先生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中国当前诗歌现状已经构成了对诗歌致命的伤害。中国当前的诗歌状态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是上不沾天下着地的悬浮状态。诗歌失却了神圣的宗教般的文化内核，便失去了神性的翅膀，失去了在天空上昭示人类对美好、崇高和纯洁满怀向往之心的可能；对独立、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是中国新诗运动的精神实质，运动则是现代诗歌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曾经是中国新诗力图建立的传统。诗歌失去了运动性，也就失去了现实性。
缺乏神性的诗歌，没有现实性的诗歌，也就只能够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悬浮着。用大白话说，就是“一边儿呆着去”。
其次是混乱。诗歌一边呆着去了，诗人们却没有闲着。忙着抢山头、争地盘。一个圈子就是一个地盘，一个刊物就是一个山头。整个诗坛乱成了一锅粥，时儿“军阀混战”，时儿“诸侯割锯”，时儿“农民起义”，时儿“造反有理”。一会儿论辈分，一会儿排座次，谁前谁后吵得不亦乐乎。不夸张地说，中国历史上有过的混乱局面，当今诗坛都有。
刘以林认为中国当前诗歌状态的根本问题是缺乏理论指导，没有形成传统。所以他建构了“新自由体诗”的理论框架，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作实际。我坚信中国新诗的发展必然会证明刘以林是一个先知先觉者。
请允许我引用《鹰之不朽》的第一首诗《匹夫的血》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
一个国家的血可以流尽
一个匹夫的血却可以不朽
匹夫的箭射向天空
突然不朽的天空
把自己的血提得比白云还高的天空
突然的瞬间有一个汇集
匹夫火红，匹夫的呼喊声
红如全民族的血液
一个匹夫，一个时间圣坛上的鼓手
一个长着无敌翅膀不能捕获的太阳
一个匹夫，一道闪电
2004-6-18于北京八里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