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彝族文学里的“当代”，是一个特指的时间概念。也就是说，当代彝族文学指的是建国以来由彝族作家作者所创作的所有作品，包括用汉文和彝文创作的所有体裁的作品，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因笔者不懂彝文，本文也就不敢对彝文作品妄加评论。
前辈作家、评论家在研究彝族文学与原始宗教时，大多滞留于彝族民间文学与宗教的研究或宗教经典与文学的研究，忽略了当代彝族文学与原始宗教之关系的研究。为了把当代彝族文学研究推向深入，繁荣彝族文学创作，笔者在此谈一点粗浅之见。
（一）
文学和宗教共同源自于原始人类混沌的意识形态，两者无论在孕育、起源、演化过程中，还是在具体的创作制造过程中，都存在着大量的交叉、重叠、包容的现象，即宗教里面有文学，文学里面有宗教，二者交织互渗，相互为用，紧密相联。不少文学作品本身同时就是宗教作品，不少宗教作品本身也就是文学作品。如彝族创世史诗《梅葛》、《查姆》、《勒俄特依》等，既是文学，又包含着原始宗教。又如彝文典籍《作祭经》、《献酒经》、《招魂经》《开路经》等既是宗教，又是文学。因此，宗教和文学都是运用想像幻想去虚构一个美好的世界，以满足人类永不安宁的精神渴求。稍有差异的是，宗教是人类营造的一个想像和神灵的世界，文学则是人类创造的一个想像的审美的世界。它们同源而异流，犹如一对挛生兄弟，既有先天的血缘联系，也有后天的性格差异。
原始宗教与彝族现代经济生活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各种节日、禁忌、风俗民情、婚丧嫁娶，起房建屋，乃至农牧业生产等，无不受到原始宗教的影响，留下了原始宗教的印迹，并隐含于彝族的精神文化之中。因此，一个彝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要历史地、真实地、全面地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全貌，表现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质和揭示本民族的文化内核以及本民族的心理结构，不可能不触及本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原始宗教现象，或多或少地受到原始宗教的影响或带有原始宗教习俗色彩。如果彝族作家们在反映彝族社会生活时刻意地回避原始宗教现象，反倒是一种渎职。
（二）
纵观当代彝族文学创作的历程，关于原始宗教题材和人物的描写，经历了一个不同的变化过程。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近30年，彝族文学是歌颂为主调的颂歌型文学。这一时期，由于“左”的思潮及“阶级斗争”左右着文学创作，彝族文学在反映原始宗教这一题材时的基本倾向是对原始宗教的完全否定，大多数作家以原始宗教作为反面对象进行无情批判，政治上予以否定。除极少的作家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忽略原始宗教现象外，大多数作家都把原始宗教作为封建迷信或反动的意识形态加以揭露和批判，甚至在彝族口传文学整理中也没有幸免。有的作家尽管把思想开明的宗教上层人士（如毕摩、土司等）从原始宗教中脱离出来予以肯定，但事实上也只能是对原始宗教的一种反叛和否定，如老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20余年，彝族作家们在对待原始宗教这问题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否定原始宗教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老一辈作家普梅夫等以及部分中年作家的作品中；一种是表现在新时期崛起的中青年作家（芮增瑞老师在其著《彝族当代文学》中称之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彝族作家）的作品中，他们在寻找本民族文学创作的“根”的同时，将笔端渗入了本民族的宗教文化领域，他们既正视了原始宗教的消极因素，也看到原始宗教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予以审美观照，如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想》，苏晓星的《奴隶主的女儿》、戈隆阿弘的《不落夫家》、《神秘玩场》，安文新的《神树，树神》，俄尼·牧莎斯加的《虎的图腾》、《灵魂有约》，基默热阔的《芦笙神》等等。
原始宗教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习俗及民俗应当在彝族文学创作中得到公正的反映，任何歪曲、回避否定这一文化现象都是不可取的，既要看原始宗教的消极的一面，又要看到并承认原始宗教的积极的另一面。
（三）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当代彝族文学界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如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以及李纳的短篇小说《不愿做奴隶的人》，龙志毅的《相亲》，熊正国的《高炉边的彝家》等等。这一时期的彝族作家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他们在党的教育关怀下，参加了革命，投身于火热的政治斗争，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他们是在接受汉语汉文的同时，竭力学习和模仿汉族作家和外国作家的写作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所以他们的创作风格与当代汉族作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属于一代具有成就的模仿型作家。由于这一代彝族作家们在接受外来文化教育同时，只单纯地接受唯物论思想的教育，因而尽管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本民族生活，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但“在创作思想上、审美趣味上浓厚地带上中国当代政治变迁的历史风尘，甚至在这些作品的人物性格上因过多地涂上政治色彩而失去了本民族的人文色彩”。（尹彪彬《从文化的归属到文化超越》，《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6期》）宗教在他们看来是一个禁区，或不敢涉入，或有意无意地忽略、回避。这一时期几乎所有作家都在唱颂歌，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歌颂党的民族政策，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歌颂奴隶翻身解放等上面，而作为体现彝族历史文化深刻内涵的宗教信仰，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自然要受到批判或否定，或扬弃。
彝族老一辈作家李乔在其《欢笑的金沙江》等作品里对凉山彝族的原始宗教有所涉及，但他对彝族所崇信的原始宗教以及宗教人士毕摩、苏尼也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他们是“封建迷信”思想和活动的主持者，应坚决制止。我们知道李乔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作家，在无神论思想的指导下，理应对宗教进行否定。但由于李乔本身不是凉山彝族，也不懂彝语，应该说他对凉山这块神秘的土地并不十分了解，很难知道凉山彝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在本民族日常生活的表现作用。这里我并不否定李乔有深厚的本民族感情，但有感情并不等于对待本民族文化现象都正确。他认为存在于彝族生活中的原始宗教以及有关的宗教习俗都是陈腐落后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阻碍着当地彝族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应当抛去，这个“度”未必把握得完全准确。
（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当代彝族文学在中外文化相互作用下崛起，并取得很大成就。应该说，新时间的彝族作家接受教育程度较高，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广博的外来文化与优厚的本民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丰富的艺术营养，使彝族文学创作充满了勃勃生机。
二十多年来彝族文学反映的生活，已不是与外界隔绝的孤立的生活，而是在与中外文化发生交感和对流的开放性格局中的生活。作家们冲破了过去的禁区，抛弃了束缚自己的条条框框，重新审视脚下这块土地，回顾自己民族的昨天，努力进行寻“根”实践。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说：“如果没有大凉山和我的民族，就不会有我这个诗人”。他的文学创作之“根”就是在那古老而纯朴的凉山。另一彝族诗人李成生也这样说：“一个人若不被他的故乡接纳，他就太可悲了，因为从此他失去了赖以生长的根”。“因为有一首歌，一首历史的歌，一首没有谁敢动一个音符的歌，像祖先的图腾一样压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产生了一种急迫的责任感，一种企图改写它但始终对之望而生畏的颤栗！”他们来自本民族，又回到本民族，立足于本民族。基于本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而生发的真实感受，基于胸中流淌着的民族血液而赋予的真诚意识，是当代彝族文学民族性的基本的和首要标志。彝族作家们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而开始投入文字作品，他们把文化价值取向深入地指向了本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美德，极力维护本民族文化中属于美好的东西，以严峻的审视态度来描写本民族的风土人情，其笔端大胆地触及传统文化中的原始信仰，既展现了良俗中的美德，揭示它在民族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又挖掘陋俗中的惰性，揭示它扭曲人性、阻碍生产、不适应人类生存和时代发展的落后性，从而深刻地展示出彝族社会各个文化层次的特殊风貌。
双柏彝族作者李友华的《一个猎人之死》便典型地体现出了彝族作家（者）们对原始宗教复杂而又正常的心境。《一个猎人的死》这样叙说：传奇式的彝家猎人草赤若随文物考察队进哀牢山寻找神秘的古石碑，在找到石碑时，猎人贪心而被队员误认为黑熊开枪打死，临咽气前他醒悟了，“我不该动这东西，天神降罪了”。村民为猎人举行了一场传统的葬礼，“老贝玛光着脚板，披毡拿刀，跳来跳去，口诵经咒为死者超度”，“最后一声排枪响过之后，火枪齐放，哭声震天，一场传统的丧葬开始了，一条白色的长龙在火枪和哭声中，蜿蜒向后山里缓慢行去。”这里，原始宗教在作者笔下已失去了它的惰性，而是对原始宗教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心态和对原始宗教生活的肯定和欣赏。贵州彝族作家安文新在小说《神树，树神》中对彝族原始宗教也有浓烈的表现：在“大跃进”的疯狂年代，县里的谢书记要砍“满山茂密的森林”炼钢铁，不顾杨伯穆（毕摩）“神树是众树之神，要砍先砍神树”的警告，执意去砍神树，最后落得个终身残疾，受到了树神的惩罚。彝族都有用原始宗教心理和宗教观念保护生态的传统。作家笔下的神树，只要谁动了它，破坏彝家的规矩，都要遭到“报应”。吉狄马加的彝族原始宗教更是表现了强烈的感情。诗人描绘了大凉山和森林中彝人古老而美丽的灵魂。他看到了自己民族灵魂的美，透视了彝人灵魂最宝贵的素质：“人性的眼睛闪着黄金的光。”“要是在活着的日子，就能请毕摩为自己送魂”到毕摩告诉“我”的白色世界，因为“我”的祖先在哪里幸福地流浪。这说明诗人与所有彝族人一样崇拜自然、崇拜灵魂。
综上所述，当代彝族作家们以真诚、真实而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表现原始宗教现象，应当充分肯定这种极富现实意义的探索。但也应该看到，原始宗教必竟与落后的观念意识以及彝族历史文化、现实生活、民族心理等诸多的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任何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可取的。可以这样说，原始宗教可以和贫困落后相联系，也可以和富裕文明相并存；可以成为消极因素，也可以成为彝族建设小康社会的某些积极因素。因此，当代彝族作家要创作具有独特魅力的作品，就得知晓本民族的宗教文化和宗教哲学，对本民族的文化积淀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