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在他的《灵山》中写道：黔西北一带的彝族民歌忧郁而苍凉，有一股悲情味，即便是情歌也是如此。而龙志毅在他的长篇小说《王国末日》中说，整个川滇黔边的彝史，尤其是自清代以来的300年彝史历经大起大落——“改土归流”时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咸同年间逐渐恢复元气而崛起，民国初年入主五华山(主政云南)而达到一个顶峰，抗战胜利之后又遭中央政府武力“撤藩”这种大起大落的民族史，其底色是苍凉而悲壮的，格调是慷慨而悲情的。《王国末日》所着力叙述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在云南武力“解决”龙云事件，在艺术上就体现出一种浓厚的悲情基调;同时，还有一种贯穿于整个作品，时断时续时隐时现的叙述主体对昔日“王国”的眷恋之情。
《王国末日》的这种悲情的艺术基调，主要是通过作品中群体形象的悲情命运的描述所体现出来的。这些人物既有云南的统治者，“龙卢陇安”四姓黑彝家族中的龙云、卢一夫、卢开云、卢绮云、安静、陇副师长等，也有川滇黔边彝区的彝族地主吴永强、沙马特依、安大老爷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卢开云，无疑是作家要精心塑造的典型。
作为滇军中一个年轻的上校团长，卢开云健壮、英俊、骁勇善战，充分地体现了彝人传统的尚武精神。他曾出滇抗战，并在武汉保卫战中立功受奖，由营长晋升为团长，可谓少年得志。卢开云从小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既忠且孝，思想开明，心胸开阔，做事公正，有远见卓识，讲信义。总之，他符合古人说的“慎思、明辨、笃行”。比如，当他察觉妹妹卢绮云正在一步步学她的二哥卢开文滑向共产党阵营却不加阻挠，任其自由选择人生道路。更有甚者，他明明知道谢静如是军统特务秘密通缉的地下共产党员，不但不告发或抓捕，反而利用职权之便将她送出云南。卢绮云赞扬他“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件对人民有益的事，参加了一种崇高的事业”，他却说:“朋友加好人有了为难的事，不挺身而出设法帮助，这情和义两个字还要不要?叫我今后在这个社会上怎么做人?”更为可贵的是卢开云还具有那个年代的军人少有的理想和抱负，当他面见龙云，建议获得龙云肯定之后，感到前途一片光明“有作为的青年男子所追求的不是现成的享受，而是通过理想的追求和奋斗，去品尝在拼搏中所获取的成果”。作家在行文中更是正面肯定地说，“卢开云是一个喜欢读书也关心政治的青年军人。此时此刻，他忽然想起薜宝钗的柳絮词来了，那首词有两句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可以说，作家是深爱卢开云这一人物形象的，他把一个青年人所应该具有的优秀品质都给了他，让他光彩照人地成为新一代彝族人的形象代表。当然，这个人物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比如他具有大多数男人都容易犯的毛病――――好色，与年轻漂亮的寡妇段琴仙初次见面就一夜风流，对有夫之妇丁茗进行暧昧的挑逗，甚至对知识女性谢静如也有一些朦胧的幻想等等。即便如此，“家庭还是家庭，妻子还是妻子”，他最爱的人还是他的妻子安静。正因为有了缺点，人物形象才显得更丰满，更真实，更可爱。然而，无论卢开云怎么优秀，最终还是被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无情地抛弃了，壮志难酬，英雄末路，让人为他的命运惋惜、长叹。对于本民族的一些弱点和劣根性，比如目光短浅，不思进取，只知躺在祖宗的余荫下享受“美酒烟枪红粉头”，比如家族之间“打冤家”(相互械斗)从大刀长矛时代一直打到枪炮时代等，卢开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并身体力行努力去改变，结果收效甚微，只好慨叹“什么凉山、云南?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一点内聚力都没有!彝族啊，是不是太古老了”!“作为龙云、卢汉等彝族将领为首的滇系军官，他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为自己的集团笼络一个有实力的地方土酋”，并且在五华山即将易主之时，他又以力挽狂澜于即倒的气魄参与其中，结果是既未实现“重振河山”的理想，也未能保住“王国”的统治地位，他只不过是这个“王国”走向穷途末路的一个经历者和见证人。
除了主人公卢开云之外，次要人物如卢绮云、安静、卢一夫、龙云等，他们的命运也都带着浓厚的悲情色彩。卢绮云是一个典型的叛逆者，她既背叛了以龙云为代表的“王国”，也与她的家庭和部族决裂了，在她的眼里“当今的云南就是龙卢陇安几大姓的天下，独立王国!和重庆的矛盾无非是狗咬狗罢了!对于金沙江畔的族人，她认为是“奴隶制的残余，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等”。背叛与决裂是多么的坚决和彻底!这种背叛与决裂是一种悲怆的民主革命和脱胎换骨的痛苦之后的新生。安静也是一个叛逆者，只不过她仅是以自身彻底的“洋化”来与安氏黑彝部族进行决裂。她对彝族的事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早就将那片故土忘却了，而一心只希望丈夫卢开云升官发财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甚至移居到香港或国外。她“只在没有咖啡的情况下才喝茶，而且很勉强，她的生活西化已经有相当程度了”。这种决裂与忘却是从外表到骨子里的，没有丝毫的做作与矫情。对于她来说，这种决裂非常自然，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而读者应该从中品味到一种悲哀或伤痛。卢一夫年轻的时候“曾经东渡日本学武，可谓封闭的彝族社会中最早走出山沟接触世界文化的先行者”，也曾在护国战争中因战功卓著而擢升为将军，却在滇军内部受到排挤，回云南来投奔龙云希望共展宏图，龙云却让这位“表叔”坐了冷板凳。卢一夫只好回到滇东北的山沟里过着半隐居的士绅生活，要么躺在床上抽鸦片，要么就在他自建的“局外亭”中空发感慨。卢一夫的命运，可谓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常使英雄泪满襟”。彝族中的第一号“头人”龙云，主滇政18年，可谓风光无限，以致有了“彝人治滇，无法无天”的民谣。结果怎样呢，被中央政府武力解除云南省主席之职，挂个军事参议院院长的空牌子到重庆去坐冷板凳，“王国”崩溃，背井离乡，一世枭雄顷刻之间就消逝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怎不让人怆然浩叹!
本文且将《王国末日》与苏俄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作一个简单的对比。《静静的顿河》通过五个家庭和三位主要人物悲欢离合的故事，展现了1912―1922年间俄国社会独特的民族群体――――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苦难历程。居住在俄国边疆地区的顿河边上的哥萨克人，其传统的尚武精神和骁勇善战的品性与中国川滇黔边金沙江畔的彝族人似有某些相似之处;小说中众多人物的悲剧命运奠定了这部作品悲剧史诗的艺术风格。男主人公格利高里健壮、英俊、勇敢，他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各种复杂的斗争之中，因为不愿做违背良心的事不愿随波逐流而两次参加红军三次参加白匪，本想为本民族及俄罗斯建功立业，同时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可结果却是他被那个特定的时代无情地抛弃了。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及其美学意义，与《王国末日》中的卢开云也有共同之处。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句话有合理的成分，也有偏颇的地方。因为他简单地将作者等同于叙事主体。小说叙事学认为，叙事类文学作品的主要叙事因素有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和叙事文本三个，叙事主体不是那个作为生活人的作家――――“第一自我”，而是在叙事文本中隐含着的作者，是作为生活人的小说作家的“第二自我”，它一方面受到“第一自我”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到创作题材、主题等的影响。纵观《王国末日》，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形成，人物的塑造，还是字里行间的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和说明，都充满了叙述主体对那个久经逝去的“王国”的深深怀旧与眷恋之情。
这种怀旧与眷恋之情，可谓文艺创作中的一个母题，产生过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1936年，美国女作家马格丽特?密歇尔以其长篇小说《飘》(又译《乱世佳人》)轰动欧美文坛。小说将主人公郝思嘉、白瑞德、卫希礼和梅兰妮的个人命运置于美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南北战争中来叙写，叙述主体真实地再现了南方奴隶制文明在北方资本主义文明面前一败涂地的史实，企图在亚特兰大等美国南部地区的人们心中燃起一种对已经“随风而逝”的文明的眷恋之情。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甚至在片首字幕上直言不讳地说:“老南方曾是一片骑士和棉田的国土……如今只能在书本里找到它，因为它已成为难忘的南柯一梦，一种已经‘随风而逝’的文明”(小说、电影的英文名《Gone with the wind》正是“随风而逝”之意)。解读《王国末日》，其题材、主题、人物等均与《飘》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王国末日》也是取材于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秋，国民党中央政府施“调虎离山”之计，命滇军主力到越南去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昆明城里只剩滇军一个保安团和一个护卫旅不足万人的兵力，而中央军却以杜聿明率领的王牌第五军三个师的兵力突然进攻五华山云南省政府所在地，逼迫龙云交出云南党政军大权，之后将龙云“送”往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彝人“王国”走向末日。小说中的人物卢开云、卢绮云、安静、卢一夫等，他们的个人命运被置放到这一历史事件中来叙写，就有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真实的艺术感。叙述主体在文本中表达出了这样的主题亦或思想倾向性:“王国”末日的到来，看起来是中央政府的“撤藩”，而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国家大一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古老的彝族文明必然要受到国内其他民族的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击，正如书中所言:“任何一个古老的民族都只有和现代文明接轨才有前途。主动地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先进文化结合起来，既保持本民族文化又开拓创新，这样的民族才会朝气蓬勃，发展前进。如果不是这样，一味守旧闭关，它也不会守得牢闭得住，也将会被时代的洪流所冲击所淹没”。当然，这个冲击、融合、创新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常常伴随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王国末日》中借革命者谢静如之口说出了叙述主体的观点:“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有过程的，而且必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因此，云南彝人“王国”的消失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谁也无法阻挡。尽管主人公卢开云如此的优秀如此的卖力，最终也只能在被囚禁之后“感到一个辉煌王国的失落与惆怅”而已。小说结尾处写道:“车队消失了，旁观的人群散了，卢开云依旧漫步街头，他目送着那一长串远去了的车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觉;他们正在送走云南的一个时代!他依然漫步街头，失落、茫然，不知所之”。其实，与其说他们送走的是“云南的一个时代”，不如说是送走了一种文明而迎来另一个新的时代。只是，那种已经“随风而逝”的文明却又是值得人们，尤其是彝人的后世子孙长久地怀想和深深地眷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