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发生、发展及进入汉语世界的过程不仅具有文学本体生命的一般现象和规律，而且具有独特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学科研究价值。这里，针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原生性、边沿性、变异性等特点，从文学创造、文学接受及文学发展三个层面讨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复杂多样的价值取向和不断走向“文化混血”的文化精神构成。
关键词：少数民族 文学价值 “文化混血” “超越本文”
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由来已久，在这个体系中，既有各少数民族自成体系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形态；又有以“汉文化”为主体、为中介、为载体，各少数民族文化间，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间交叉互补、互融互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文化特殊形态。正是这两种文化存在形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集政体文化与血缘文化为一身的大中华文化圈。同时，在各历史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同主体的汉文化一样，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这种情况，在1980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领域更为明显，对西方文学思潮、艺术表现手法，以及审美情趣、美学追求的借鉴和移植，在新时期以来的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在大中华文化圈的总要求和世界文化发展总趋势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必然拥有多元化的文化构成，并从审美方式、审美心理、审美内容到精神旨趣、美学品格上表现出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的风貌和特征。下文我们主要从文学创作、文学接受与文学发展三个层面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混血”命题加以讨论。
一、文学创造层面的“混血”
我们知道，文学创作是创作主体对自身人生经历、生命体验、信仰方式的独到穿透和把握能力的体现；是作家的艺术修养、精神趣尚、人格力量的形象化展示；是作家对种族记忆、社会历史、时代精神和未来意识的个性化理解和符号化再现。当然，创作主体必定是某一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中的人，必然受制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民族、文化关系场，所获得的一切艺术思情、创造灵感，都是自身与其所处的此一社会文化关系场不断发生冲突与和谐、对立和统一的结果。
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空前繁荣，无论是题材内容的挖掘利用，艺术形式的传承创新，还是艺术观念变革和艺术视野的极大拓展，都是任何历史时期无法相提并论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以来，由于我国文学思想战线冲破迷雾，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全面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获得了掀开历史帷幔，冲破思想桎梏的阴影、大胆地发挥个人艺术创造天才的时代机缘。抓住这一契机，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取得了无比丰硕的成果。
限于篇幅，我们这里无意分析和探讨具体的作家、作品，而是重在对这些年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及文学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总体特征和发展势头作必要的理论归纳，为进一步统一基本认识，加强民族文学理论建设，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推向新的辉煌尽一份力。
首先，从创造主体的文化背景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无法规避“文化混血”的历史命运。历史上，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文化本来就处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多元共生、多元一体的发展势态。随着以汉语文化为主领的我国历史的演进与时代的发展，到今天，很多少数民族早已失去了单一的文化版图和独立的文化背景。强有力的时代文化的总体特征替代了原有的血缘民族文化的个体特征。各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规范空前损毁，文化价值观日益变迁，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体系日渐模糊。当然，作为新的历史时期民族文化主体的少数民族文化人，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普通的文化单元加入到时代文化大潮中。有的销声匿迹于时代文化的波峰浪谷；有的随时代潮流风雨飘摇；有的则已彻底摆脱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羁绊，完成了“脱胎换骨”，力争成为时代文化创造的主力军和弄潮儿。马克思曾把人类历史说成是“自然向人生成”的历史，这里既意味着个人生存的自然环境不断被人化了的文化环境所代替，也意味着各民族单一文化背景逐渐被国际文化背景所替代。同样理由，在当今中国，要想在任何单一的民族文化背景下进行文学创作已越来越变得不可能。即使是至今仍然保持着比较完整的民族文化现实土壤和浓厚的民族自我意识的个别少数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彝族等，其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似乎可以回避“文化混血”的问题，但这些文学作品的创造过程已经无法避免“混血”的实质。文学作品的创作视野，创作方法，艺术情趣、文化要义和美学旨归都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民族艺术审美和艺术创作传统规范上了。总之，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造主体的文化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迁，直接影响到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诗人文学创作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由本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性的危机和外来文化强有力的冲击、挤压、重塑促成，同时由自身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进行的自我变革所致。
其次，从创作主体的文化构成和时代生活对创作主体的要求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必然遭遇“混血”的现实。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当代作家、艺术家，他们大都接受过系统的汉语文化教育乃至高层次的汉语文化教育。但是，他们的创作源泉和创造动力，又来自于某一少数民族文化与时代文化碰撞、冲突之间，他们将自己艺术创作的动机和目的永远指向散发着奇异馨香的少数民族文化土壤。同时，他们有能力，也有难得的时代良机，接受西方文学对自身艺术视野、艺术方法、思维观念上的影响，敢于大胆借鉴西方艺术理论方法以指导自己的文学创作，使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学混血”更加自觉化、理性化。这些，我们从乌热尔图对狩猎民族历史命运和现实遭际的诗化反思；从吉狄马加对山地民族历史记忆的深切追怀；从张承志对宗教民族的生存精神和生命境界的深刻触摸与申扬等等中看得很清楚。还有，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环境和文化语境的复杂化，过去在单一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单纯人生变得繁复，少数民族文学创造主体的人生经验和生命体验也随之变得丰富多彩，复杂多样。要表现这样的社会现实、人生体验和生命遭际，单靠传统的民族审美意识和艺术方法是远远不够的。由此，交错复杂的时代生活内容也促使少数民族文学必须全方位地走向“混血”之路。
再次，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艺术发展的多元同构、多元共生的总体趋势也要求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必须进行“混血”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去抵达更高的创造峰巅。实践告诉我们，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文学艺术要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与异文化的大交汇、大碰撞。在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西方文化进行了自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二次大碰撞、大交流，直接带来了我国二、三十年代白话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980年代以来，中西方文化进入第三次全方位的大交汇、大撞击，也使中国文学焕发出新的迷人的奇光异彩，获得了令人注目的艺术创造成就。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先天地拥有多元共生、互补互融的文化传统，更能深刻地理解文学创造过程中文化的“异质同构”所意涵的重大意义。所以，不论是否受创造主体个人文化视野、思想观念、感情倾向的制约和限制，不论是否对本民族文化的总体发展趋势有无正确的把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都必须和只能走向“文化混血”之途。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厚重、更深刻、更博大的意义上创造出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伟大篇章。
二、文学接受层面的“混血”
我们知道，一部文学作品创作出来并非是艺术审美过程的终点，而是只有通过艺术接受过程中接受者的阅读与阐释，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同样，对接受者来说，也只有通过与作品的“视野溶合”，将本文的真正意义与接受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的“互动过程”中的艺术审美阐释和接受，进行二度体验，完成“期待视野”的不断臻达与超越，才能同作者进行心灵“对话”，在接受中实现互为创造的艺术审美的高境界。
从文学接受层面分析，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鉴赏、阐释、接受，在原有的特性上发生了如下一些较明显的变化：
第一，接受者范围空前扩大。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仅文学创作队伍迅速增长，而且文学接受与文学欣赏者的范围空间扩大。换句话说，当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仅要面向本民族文化圈，而且还要自觉地面向境内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文化圈的读者群，甚至要考虑到能否与当代外国文学作平等交流的层面。由此，文学创造者的文化视域越宽，艺术境界越高，即文学创造在文化素质上的“混血”程度越突出，那么文学接受者的范围就会逐渐扩大，并继续扩大着。而文学的影响面也随之伸向了更广阔的领域和更多样的文化板块。中外读者对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的接受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不是机械的、死板的接受的话，这种接受范围的不断扩大本身就预示了从接受者的文化属性的层面上“混血”的事实越更明显。
第二，接受者角色类型更加庞杂。随着接受者文化属性的混融和范围的扩大，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接受与文学欣赏者的角色类型极其繁杂、庞大。除大众型（包括本民族和外民族），还有以下几种角色类型值得重视：一是本民族文化人类型。这个类型的接受者，无论对作品中的本民族文化内涵，还是进行“文化混血”后所展示的艺术创造的时代精神旨趣，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容纳。因为他们自身的文化构成就是“混血”的。二是外民族专家类型。这一类型指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国内各民族文学理论专家群体。他们能从较客观、公正、专业的层面给发展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予以正确的欣赏、评析、延伸和理论导向。能自觉摒弃传统的成见，抛开世俗的偏见，从艺术本体论、艺术文化学以及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理论高度正确理解和赏析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当然，在欣赏和评析过程中，难免也带着各自的文化因素和审美偏爱，这一事实也是导致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接受具有“混血”性的原因所在。三是西方人类型。过去，由于西方中心论思想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的文化，在西方人眼中总是低层次的、落后的、边缘的。那么，第三世界国家内的少数民族文化就更不用说了。但今天，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学界正在逐步从过去的偏见、片面、甚至误解、歧视中向着主动尊重、主动理解、主动接受、客观认识、客观评价的方向发展。西方读者的艺术欣赏旨趣，“西方视角”无疑也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不断走向“文化混血”的重要因素。
第三，接受者的审美标准发生了极大变化。一方面，由于时代历史的急速变迁，少数民族文学无论是宗教层面的大传统，还是世俗层面的小传统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迁。因而，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理解、欣赏和接受的审美标准必须随之变革，以适应新的时代历史条件下，新的艺术文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学审美接受。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面向的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审美情趣、不同艺术文化修养的，极其庞杂的接受者群体。这样的审美群体，本身就已经超越了单一民族审美文化范畴，故而其所持的审美标准自然走向多样化、多元化的境地。也就是说，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审美标准变化的又一特征就是走向多样化、多元化，亦即“混血”化发展途径。
第四，接受者“超越本文”的创造性接受显得越来越重要。艺术接受是一种对艺术品进行二度体验的过程，是接受者努力调动个人的生命信息和审美经验对艺术作品的“空白”结构或“召唤”结构加以想象性补充、延伸和承诺的过程，是一种融注了欣赏者、接受者的感知、想象、理解、悟性等多种心理因素和精神品质的再创造活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过去大都停留在外在的民族形式和简单的民族题材内容的理解与赏析层面，接受者们往往只走马观花地被外在的“民族特色”所吸引。更有甚者有意无意中将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品当作怪诞的民族文化事象、神奇的民族习俗、诡异的民间信仰，以及奇特的民族风土人情、民族语言文字本身来满足猎奇心理。换句话说，他们的鉴赏兴趣主要放在这些所谓的“民族形式”与“民族内容”上，而不是放在用上述诸种原本不可割裂的“形式”与“内容”所创造的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学的艺术世界和美学境界上，忽略了各少数民族文学所传递的一个族群的生活史、生存史，以及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的精神魅力与生命光华等文学的本体意义。这样的阅读环境和欣赏层次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文学的变革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最直接的恶果是一些不够成熟的民族文学创作者，为了迎合这种阅读与欣赏环境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艺术创作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的“民族外壳”，即简单、粗糙的外部特色的捕捉与营构上去。这给少数民族文学保持文化个性，不断构型，并健康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自明的。由此，我们要强调：今后在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的鉴赏与接受中，必须将其放到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史和当代世界文化生态域中进行“超越本文”的创造性接受，目的是使整个少数民族文学接受中的“二度体验”过程，自觉变成“文化混血”意义上的“二度实现”过程，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学的艺术成长规律，艺术文化个性及语言艺术创造价值的前提下，将少数民族文学的鉴赏过程变为本文意义的增长与再生过程。这样，从文学接受层面承认“混血”现实，并自觉理解“混血”的基础上超越“混血”的新局限，走向更高的“民族性”的探索。进而为中国文学的独立特质的寻求，为中国当代文化精神合乎历史规律的深度建构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文学发展层面的“混血”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生存记忆、文化命运和时代精神的特殊的符号系统，它形象化地记录着这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心理历程和生命轨迹，折射出该民族与自身的历史命运抗争的独特的精神光辉。
随着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本身内在结构的深度震荡、变迁，民族文化发展模式的急速转轨，文化传统形态的时代转型进一步深化。当今，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文化正处在空前的裂变而重塑，异化而再构的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民族文化传统规范和凝聚力受到极大的挑战；各民族的文化认同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内涵；传统的民族识别理论遭到无言的反诘。
这就是这个时代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所面对的文化境遇及诸民族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文化特色。那么，对文学艺术家来说，在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对本民族文化记忆的重新追溯与对特有的时代文化命运的抗争，以及新的民族精神文化发展模式的求索，这一切同时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使命。由于民族作家是这一特定时代的文化遭遇与文化特点中特殊的一员，是这一文化生活最敏锐的感受者、记录者和传播者，同时又是新的文化思潮、新的民族生存方式的探索者，新的时代文化的缔造者。所以，这个时代特殊的文化遭遇与文化特征应自觉内化为民族作家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在不尽相同的艺术个性中体现出时代的某些共同的审美意味，以各种艺术方式去“存同求异”地把握、揭示和展现出这个时代各民族特有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立场，为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立言”。
在此，我们不难从少数民族整体文化发展势头看出，从“文化混血”而导致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混血”，正成为或逐步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时代历史潮流。这一民族文学新潮流，从创作实践到理论研究，均有可供探讨的具体表现：
第一，文学创作由单一型向混融型发展。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受整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发展总趋势的驱导，在创作层面表现出以下两方面的转向与变革：其一，正在逐步摆脱过去反映单一民族较单纯、质朴、简明的生活内容、生存境况和人生追求为目的的状态，努力转向对当今多种文化交汇互渗后所形成的更为丰富多彩、繁复交错、混融杂呈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本民族文化变迁过程中诸文化因素和时代特征的揭示。其中，有的作家作品甚至完全脱离了传统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化生活领域，进而广涉到更为广泛的时代文化和普遍意义的人生万象的描述、探讨与透示中去了；而有的少数民族作家，或日渐远离，或已经失去，或正在丧失其原有的母语及母语文化体系，他们偶尔对本民族文化所表现出的依恋和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寄托，更多是来自不可否认或难以否认的血统，有的是出自生命归宿感的寻找而进行理性、自觉的民族认同。而那种来自血脉深处的种族记忆和地域特征，那种属民族集体无意识层的天赋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在他们身上早已荡然无存。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文学主题内容在文化主体层面上的转向与失落是势在必行的，也是“文化混血”导致“文学混血”的必然结果。其二，由于文学艺术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割裂性，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正在摆脱过去较单一的艺术表达手法、艺术结构形式，摆脱较狭窄的艺术思维空间和艺术创作视野。在此基础上，正逐步转向不断解放思想、开拓视野，大胆借鉴和移植中西方优秀的文学理论方法和文学表现、艺术创造手法，逐步摸索着融外来艺术表达方式与本民族传统审美方式为一体，甚至从艺术文化学、文化哲学等高度将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文学思想遗产集于一身，使自己的文学创作显示出更为广搏的艺术视界和更厚重的精神内涵。由于文学艺术更能集中，更为生动、形象地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实质和时代风尚，而且又更集中地体现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特有的艺术表达方式、艺术结构形式、艺术思维模式上。所以，我们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学混血”现实更多地显示出对中西方艺术方法和审美理论的从“混用”到“混融”的现实实践中。张承志、霍达、扎西达娃、阿来等都是这方面杰出的探索者。
第二，文学理论研究由狭隘、偏视型向宽容、正视型发展。我国文学艺术理论研究从未像今天这样能够从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多方位来研究文学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现象，研究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化要素及审美价质。彻底摆脱了将文学作品作静止的、孤立的、单一的“事物”观的盲点和将文学视作简单的政治工具的误区。当然，这一进步也直接影响到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方法问题。过去，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界，一直存在着过于狭隘、甚至偏视、误解等一些问题。譬如有的传统理论家将少数民族文学只作民族民间文学看待，无视或否认少数民族文学的当代创造；有的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敢正视和触及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上存在着的实质性问题；有的则只泛泛而谈民族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忽视对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形式的创造成就做艺术本体论层次的深入研讨。1980年代以来，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创造本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也逐渐转向了宽容、正视，从文学本体论、文学方法论和文学人类学、审美人类学等层面进行探讨和导向的发展方向。一些民族文学理论家，随着我国文学思想总形势的转变，就更加客观、公正、专业地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当代形态和未来发展趋势作出理论定位。这将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欣赏及发展产生重要的现实影响，并提供深远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从其创作、接受及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无不雄辩地说明：它必然走向而且正在走着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的文化构成和价值取向。当然，在这一“混血”历程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将遭遇各种艰难曲折、坎坷复杂的发展阻力和尴尬、多难，乃至失语的精神境况。所以，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一系列文化命题：要平衡洋为中用、他为己用过程中的心理态势；要把握好自我保存与顺应历史潮流间的文化分寸感；要处理好时代艺术观念与本民族艺术传统间的“异质同构”和“互译性”关系；要正确解决本民族文化精神（包括历史、现实及未来命运）揭示与汉语表述过程的文化生成问题；还要从灵魂的深度扮演好一个本民族历史命运的“转写者”和文化精神的“译人”的文化角色等等。这些都成为今后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混血”实践过程和发展趋势中不可回避的理论命题存在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书写历程之始终。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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