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有着丰富多彩和异彩纷呈的口传文学，却一直活跃在民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境内彝文报刊的相继创办才结束了没有彝族作家现代母语文学的历史，进而涌现了一批母语作家群及大量具有认识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较高的作品。本文以这些作品为评述对象，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探讨彝族母语文学中所呈现的文化生态属性与现代书写形态，以及超越中的困境和突围策略，进而为我国多民族、多语种文学的丰富性提供可能的发展空间。
原型的裸呈：彝族母语文学的文化生态景观
彝族母语文学作为根性文化的象征性符号体系，承载着民族身份的标示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传递着民族风格、民族美德、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民族尊严的本质属性，含纳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质，在传承和保护活态的彝族原生文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伴随着全球化语境下强势语言文化的日益冲击和影响，彝族文化生态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人们的精神家园急速变迁，伦理道德逐渐丧失，为此，有先觉意识的彝族母语文学作家们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职责和使命，投入到追溯历史记忆与书写现实生活的创作之中，客观地展示本土文化生态，理性地检索母语文明元素，诚挚地表达民族文化精神诉求。由于彝族母语作家既能准确把握自我文化的审美情趣与表达习惯，也能深刻体悟族群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的深度变迁，因而其文本也才更容易让受众所接纳和认可。
彝族知名女作家阿蕾的母语短篇小说集《根与花》主要以现实妇女生活为题材，用现代眼光对彝族传统文化作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和深度的透视，揭示了彝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中的劣根性，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个体生命的遭遇和突变。其中同名短篇《根与花》通过讲述“拉玛奶奶”后半生的悲惨遭遇，进一步控诉了“儿子为根，女儿为花”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及其对人性的摧残和毒害；《嫂子》从“嫂子”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和悲壮的殉情中，揭露旧婚姻习俗和传统宗教文化的不合理性，以及父权社会对女性人格的践踏。《哑巴尔玛》以“尔玛”坎坷的经历，即反复被任意买卖、转房、休回等悲壮一生为主线，把野蛮落后的乡村传统文化陈规陋习进行生动的描绘和真实的裸呈。《亲家母》《破灭的美梦》《残梦无期》等则书写了高山与平坝，乡村与城市之间文化生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反映了坚守地域文化生态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彝族作家贾瓦盘加母语长篇小说《火魂》、短篇小说集《情系山寨》都以当代青年人生存处境和发展历程为主要叙述线索，着力描写了新时期以来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作者所呈现的文化生态明显带有古朴、庄重的圣乍文化因子和审美因素。无论是对乡村文化生态的关注，还是对现代文明的接受，都不无表现出自觉汰除传统文化的糟粕，渴望重构和建构与社会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担忧民族优秀文化的消逝和断流。在其短篇小说《家史甜甜的咸咸的》更是道出了继承祖辈技艺和吸收文化知识之间的痛苦抉择和现实矛盾，激发了读者的强烈共鸣。而彝族作家时长日黑母语短篇小说集《山魂》、中篇小说《阿各么那人》等则以浓浓的乡情民情描述和呈现彝族母语文化生存现实境况的同时，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所地文化纯真、细腻的特性和美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抒发了作者对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崇敬之心和热爱之情。
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母语新诗集《冬天的河流》在呈现彝寨独特的生态环境和风土人情的同时，赋予了表意符号“祖灵”、“猎狗”、“牧人”、“石桥”、“毕摩”、“泉眼”、“口弦”等新的生命，浸透着诗人对本土文化深情的眷恋和忧郁的沉思，从而深切表达了重新回归故土，重新挖掘历史文化的强烈愿望。诚然，生活在大西南深处的彝民族，同自然之间朝夕相处中形成的半牧半耕文化景观和亲缘攀结精神血脉，是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也是值得去回味和书写的。在这个环境里，“一切的生命都始于自然又归于自然，即使在异常艰苦物质极度贫乏的地方，生命也能显现泰然处之的雍容。作者暗示彝民族虽然一直是多灾多难，崎岖坎坷地向前发展，但毕竟生命的河流依旧汩汩地流淌。”
莫色日吉的母语组诗《黑魂》急切表达了面对母语文化生态变迁异常活跃而导致原生文化不断流失的强烈忧患意识与急于自我拯救夙愿。萨古打仁母语诗歌《弯弯的梳子》以描绘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深刻揭示了文化本原自然属性的智慧之思与哲理光芒。吉赫丁古的母语诗歌《变迁》《划船》《毒花情歌》等既有对彝族传统文化的追溯和情怀，也有对彝族文化走向的关注和思索。体依尔坡的母语诗歌《我这时代》强烈呼吁与时代同步的族群文化精神。孙吞尔史的母语诗歌《回来吧，亲爱的》抒发了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文化生态景观。马正清的母语诗歌《旧屋新屋》通过有形文化资源的描绘，隐喻和暗示文化积淀与文化创新同等重要的深刻哲理。洛边木果的母语诗歌《昭通情语》是族群历史文化画卷的轻描淡写，也是时代文化精神诉求的心理召唤。
作为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也开始引起一些彝族母语作家的关注。他们主要以文化自救的方式进行书写和宣传。其中贾司拉核的母语长诗《火把节》就是一首时空跨度较大的展现民俗文化和地方特色的传统诗歌。该诗以五言体格式，记述了彝族传统节日的由来和变迁，以及各方言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丰富的内涵，诠释了火把节的原生性和独特性，即从历史到现实，从传统到现代，从山寨到平坝，从乡村到城市，火把节都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和地域痕迹，但它的节庆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及其热闹的场面与欢乐的气氛却一脉相承万变不离其宗。诗中采用“克智诗”体的形式，比兴、夸张、对偶等修辞手法随处可见。
由彝族青年诗人阿洛可斯夫基、贾巴甲哈共同演绎的母语长篇散文诗《情满凉山》具有强烈的“寻根”导向和“指路”意图，其浓郁的家谱、羊圈、毕摩、荞子、蒿草、口弦、月琴等意象隐喻和暗含的文化主旨，葬礼仪式，节庆活动，猿猴变成人，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支格阿尔离奇的身世、射日射月和收雷的壮举、降妖除魔的胆量，大毕摩阿苏拉则作毕的传奇故事，美女名扬四方的甘莫阿妞，图腾文化标识物山鹰和鹅卵石等都在这里得以重现，又在这里留存记忆。这里有痛苦和欢乐，这里有情谊和忧伤。文章末尾作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唱着有点感伤的山歌，寻找美丽的梦幻，左手握着安宁河做梦，右手握着金沙江做梦。把高山泉水当美酒喝，把天空白云当彩服穿。彝族地区啊，我永远爱你。”
“80后”彝族青年诗人木帕古体热爱自己的母语，力图用母语写作，用母语教育下一代。“母语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母语诗集《灵魂在飘荡》从自然生态与人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入手，去关注那些已经或正在被社会丢弃的人类文明，那些与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从个人的心路历程透视文化生态的深度变迁和文化精神的艰难诉求，探索文化生态存在方式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境界的影响。进而从灵魂居所、灵魂酸楚、灵魂梦幻三个层面表达了诗人对母语文化的钟情与感怀，以及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竞争与交融日趋激烈的时代，母语文学所承载的文化意蕴、文化精神和文化功能也不可忽视。
阿鲁斯基的母语散文《放野鸡》通过回忆的方式，述说其父亲养小野鸡、训野鸡、放野鸡、套野鸡、吃野鸡肉的种种乐趣，挖掘彝族放养野鸡的民俗事象文化内涵，同时也饱含着对亲人和乡土生活的怀旧情意。吉郭龙惹的母语散文《妹妹与山外的故事》以诗化的语言，再现了山村的封闭与山外的开放之间的落差，以及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新一代彝族乡村女性对自由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揭露了包办婚姻的劣根性和危害性。沙马拉毅的母语散文《嘹亮的歌声》以饱含激情的笔调和多元化的视角，书写了那些与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记录了彝族标准音地丰富而独特的原生态民间歌曲，蕴藏着文化与自然环境、文化与民众生活方式之间和谐共融的喜人变化。罗洪瓦达的母语散文《啊，我的语言文字》以评论、描写、抒情融为一体，勾勒了彝语言文字的发展阶段及彝语言文字与彝族社会生活的关系，饱含着对民族语言文字的一片深情。曲木里日的母语散文《蓑衣》在不断赞颂蓑衣的功效中表露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和至情。
由上所述，彝族母语文学以多维视角呈现亘古不变的山地文化自然景观和本质特征，深刻透视彝民族文化生态的变迁历程，真切表达彝民族独特的地域文化生态理念与“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发展趋势，理性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这对于传承民族精神，弘扬时代主旋律有现实意义和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
新颖的构架：彝族母语文学的现代书写态势
彝族母语文学接续民间传统注重想像、叙述、诗性的思维方式和智慧光芒，合理地吸收现代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创新建构了多元化的书写文体样式，使彝族母语文学获得了一定的生存余地和发展空间，从而给保护活态的族群文化记忆和文化遗产提供了现实书写的可能。
对母语小说方面，正如阿库乌雾所言：“母语叙事的传承与创新，在我看来意味着一个民族文明体系的传承与创新，意味着其文化历史形象的重塑，精神资源的保留和精神生命的再生。”我们也可以从彝族母语作家阿蕾、贾瓦盘加、时长日黑等小说中可以看出其小说叙述方式主要继承彝族民间故事“讲述”为主的叙述模式，以主位身份的民族志视野讲述着发生在彝区的昨天和今天的有趣故事。但他们的小说叙述方式也融入了现代小说艺术多样化的叙述手段，并以此来书写彝人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现实生活和理想境界，展示着彝族文化的转型阵痛与发展趋向。“贾瓦盘加的小说叙述方式主要继承彝族民间故事的叙述模式，以一个忠实的、质朴的彝族人民现实生活的记录者和新一代彝人心理、精神、命运的见证人的身份向外界人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发生在彝区的‘新故事’。在叙述过程中，重故事的完整，重时空的连续性，叙事结构呈现出典型的线性结构等特点。”但贾瓦盘加小说叙述方式也“注入了取自外国文学或中国境内汉文学的一些新的表达方式、描写风格、语言策略、艺术视野等外来‘激素’之后的继承。”“如《家史甜甜的咸咸的》在貌似平淡无奇的传统民间故事叙述风格中融进现代小说艺术叙述手段。在《山里人中》，贾瓦盘加调动了现代的电影艺术手段、戏剧艺术手段，以及心理独白、梦境描写等艺术手段来交叉运用，因而作者的民间故事叙述模式的继承是有着独特的创造性的继承。”从“半文化人”到文化人的书写，预示着彝族文化的转型与发展趋向。“对‘现代性’的追寻成为贾瓦盘加小说艺术的文化学旨归。新的文化秩序的建立与旧的传统秩序的衰败，在其小说叙述中几乎成为共时态行为，这是民族历史文化在新的时代挑战面前开始变的必然。关于这一历史过程的叙述，将成为一个民族求生存、求革新、求发展的历史寓言。”
而阿蕾、马海汉呷惹、时长日黑、沙马加甲、石一打达、阿力布且、阿呷依布、曲林、阿来果铁、依乌、尔古阿木、布约伍呷、阿惹里夫、阿说伍萨、吉子拉洛、罗洪呷体、吉克拉尔、阿西伍呷等大批彝族母语作者的小说创作也在自觉地秉承山地文化书写传统的同时，在小说的意象体系、审美意识、叙述模式及人物形象的刻画、故事的叙写上融入现代艺术思维方法和艺术创造智慧，使其文本的艺术表述和艺术描写更加丰赡和多元，从而及时反映了彝族地区的社会变革和生活风貌。
就母语散文而言，黑比阿乌、阿蕾、马海汉呷惹都以现代抒情方式，表达人们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热情讴歌了彝家山寨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民俗文化。如黑比阿乌的母语散文《秋叶》运用“托义于物”的象征手法，真挚流露出对血洒疆场的恋人的无比哀思和怀念，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阿蕾的母语散文《沼泽菜苔》以新旧对比的方式，反映山民文化生活的变化的同时，抒发并讴歌沼泽菜苔无私的奉献精神和高尚品位，读来别有风味。马海汉呷惹的母语散文《雪》通过追忆家乡迷人的雪景和无穷的乐趣，深切表达了生生不息的雪域文化精神的要素和精髓。
阿洛可斯夫基、贾巴甲哈、时长日黑、吉克木呷等母语散文则更多地以现代审美和艺术视野，表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和生活场景。如阿洛可斯夫基与贾巴甲哈合作撰写的母语长篇散文诗《情满凉山》运用大量排比、对偶、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以回乡的见闻和记忆交叉再现的方式，凸现了凉山所发生的故事和变化，反映了多情山地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和独特的习俗，以及传统文化的变迁程度、广度和深度。文本整体上表达的是对故土的爱，对民族的爱，对文化的爱，同时也有对失去精神家园的深层忧思。时长日黑的母语散文集《荞花魂》凝聚着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寄托着彝山彝人纯洁的亲情和浓浓的乡情，抒发并感受着纯真质朴的彝人生活的故事，运用现代审美视角，缔造出人与人之间纯洁的情、纯真的意共同绘就的人间最美好的各种情感交织的美丽、奇妙的艺术画面。吉克木呷的母语散文《“狗”咬人》以拟人化的描写与议论，透视“狗”的种种丑恶形迹中，对欺软怕硬的人类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挖苦，语言不乏机智和幽默，社会内涵也令人深思。
在母语诗歌上，艺术的创新与变构的思路从不间断。首先，阿库乌雾、吉赫丁古有意识地对母语诗歌的语言风格、艺术形式和主题内容进行了革新，并开拓了母语现代诗的原型；其次，莫色日吉、吉勒尔者、木帕古体等也在继承“克智诗”注重比兴、夸张创作手法的基础上，融进了现代诗歌的书写技巧和表达方式，使其作品的眼界更加开阔，形式更加自由，表意更加深刻。这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开创性贡献的学者型诗人阿库乌雾在其母语诗集《冬天的河流》与《虎迹》中试图从后现代语境下重建全新的艺术营构和表意体系，张扬彝民族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呈现文化记忆、生命意识、人性质素和精神诉求的深度变迁，自觉担当传承母语文明、捍卫族群尊严、重塑道德品质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在诗艺技巧上，诗人将彝族传统诗学同西方象征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构筑、提升彝族母语诗歌的表现形式和意象体系。他的诗歌是传统与现代、民族与时代的统一，也是多维的艺术超越和重构。他通达透彻的诗性感悟，具有颠覆性的诗歌语言，独特的异质文化，深邃的思想内涵，能够深入人的心理，触动人的灵魂。他的诗歌是典型的继承中的创新的示范，这不仅为彝族母语文学，尤其是彝族文化诗歌的发展指明了现代书写的可能性和标志性，也开创了彝族母语诗歌艺术表现形式的先河，树起了彝族母语现代诗学的一座里程碑。
焦虑的消解：自我拯救的策略与自我发展的曙光
彝族母语文学经历探索、承接、创构、融合、再生的曲折发展阶段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曾一度出现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异常活跃的新老作者不断呈现优质文本，满足了当地彝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食粮的需求，然而此后的一段时期又走向了低谷。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些母语作者受利益的驱动而没有能坚持下来，有的是耐不住寂寞而转向汉语写作，有的是追求经济效益而搁笔。其次，受众也大都随波逐流而忽视了彝族母语文学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所在。这种追寻中由热变冷的过程，令人感慨和深思：究竟母语写作到底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到底还能坚持多久？面对这一现实忧虑，彝族母语文学的何去何从牵动着有自觉的民族意识和历史记忆的文化精英们。那么如何拯救母语文学呢？是自暴自弃还是用心经营？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深切表达了真实的心声。起初，彝族汉语作家们急切地发出了感叹，其中彝族青年诗人阿苏越尔表示“一个民族固然需要历史这个‘源’，但不能不顾‘流’的现实。”他认为彝族母语文学缺乏持久的生命力、深远的影响力和灵活的创造力。
而彝族母语诗人阿库乌雾却坚信：“我受用过母语的智慧，母语曾经无数次地感动着我、养育着我，我生命的起点与归宿都不可动摇地被我的母语命名和规范。对母语的坚守，就是对某一种人类文明样式的尊重、保全和承续。母语写作是一种拯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用彝语写作，不是要获得多大的名利，而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所使然。在我这一代我还有能力用自己的母语思考和表达我所认知的世界，我干吗要放弃呢？”彝族母语作家们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可贵的精神和执著的追求，敢于面对挑战，积极的回应和辛勤的耕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他们以平实的创作成果回答了彝族母语文学并没有中断，而是以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为丰富祖国多民族文学增添亮丽的风景线。
但是我们也要正视彝族母语文学存在着题材开掘不深入，表现形式不丰富的现象，没有真正从宗教的、历史的文化层面去深入挖掘彝族文化里的异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作品的思想意义，降低了其作品的思想价值。同时还遭遇焦虑、尴尬、低沉的处境，以及传播的局限性和外来的冲击力，致使需要摆脱创作水平徘徊不前的困境。为此，彝族母语文学的未来发展更需要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呵护与支持，以消除不利于彝族母语文学发展的各种焦虑和因素，寻找“母语无不能”与“母语无前途”的交叉平衡点，保护好母语的文化生态，拓展母语的使用范围，壮大母语的创作队伍，用母语与当代世界对话。在创作方式上，惟有采用两条腿走路，多样化兼收并蓄，展示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质，提升文本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水准，才能极大地自主发挥彝族母语文学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总之，丰富多彩的彝族文化是彝族母语文学创作的根基和不竭的源泉，多元化的彝族文学是彝族文化得以延续的载体和发展的要素。通过彝族作家们长期的探索与实践，彝族母语文学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主题思想更加深刻，艺术领域更加宽广，从而构成彝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中国多语种民族文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