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红是云南永平的彝族作家，以散文和诗歌写作见长，他长年偏居滇西一隅，倾情为脚下的这方水土作注，频频向国内知名报刊传递着他对于云南高原的解读与诠释。近日读到他的《布衣滇西》、《云南高原的嗓门和手势》和《静夜煨茶》三本书，我的眼前竟出现这样一幅画面：滇西高原隆起的十万大山中，马锅头豪亮的赶马调和清脆的马蹄声从峡谷深处，从澜沧江边，从茶马古道，带着阴风和潮湿的江水气息，逶迤而来。他们中间，一位满面皱纹，一脸苦相作沉思状的彝家汉子，或扬首远眺，或低眉冥想，或疾走如飞，跟随马帮在坑坑洼洼的山道上，负荷前行。我与李智红没有晤过面，但从他的文字中可感知，他一直以行者的姿态在云南这片莽山阔水间行走，以仰望星空、背倚高原、脚踏大地的方式实践其文学理想，以赤子之心抒写对高原的深情与守望，于是我看到，照片中的他纵横交错的脸颊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映现着风雨兼程的磨难与艰辛。
然而，我对李智红文学创作的最初关注却与文本无关，诱因是文坛对他的争议。在当代作家中，他是对报纸的选稿要求有较深研究的一位，并懂得酌情调整写法，以提高作品的发表率。有人质疑这样的写作方式，认为这种单纯为发表而写作、为市场而写作的做法违背了自由抒写性灵的散文内在艺术规律，甚至有投机取巧的嫌疑。我却认为，作家的内心世界和他表达思想情感的写作方式是独立的，纯属个人化的，不应受到道德化的指责——至于他将为作品缺憾所作的艺术承担——则另当别论。
仔细研读李智红的散文，进入学理化的深度，我想在几个方面是值得赞许的。
一是结构的整饬。他的散文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艺术特点，在谋篇布局上颇为讲究，起承转合，卒章显志，构思精巧，任由情感的潮水激流涌荡，却不会信马由缰散漫开去，力求在简约的篇幅中抒发无尽的情思。在《布衣滇西》中，他笔下的古桥、驿道、边寨和巨槐、土酒、神树，都是在精致的篇幅中呈现出立体鲜明、形象可感的特点，让人过目难忘。
二是情感的浓郁。李智红的抒情方式是浓烈型的，无论是先天彝族人的血脉传统，还是后天生活的山居环境，面对苍茫起伏的群山万壑和在与天地斗争中求取生存的人民，他无法浅吟低唱，因为轻盈的语言实在表达不出内心的激越，无法与粗粝、困顿、奋争的眼前之景相对应。他急切地渴望为云南高原的奇绝美景唱一支赞歌，为劳动人民悲辛的生存景状鼓与呼，情感的闸门一旦失控，语言便如滔滔江水奔涌而来，裹挟着读者顺流而去。
三是词藻的绚烂。我用“词藻”而非“词语”来界定李智红散文，隐含着一种评述上的倾向。以散文诗集《云南高原的嗓门和手势》为例，他对云南高原的情感太真挚了，面对那些奇秀山景，大江细流，很难节制这份情感，力图以最美的语言来赞美它们，抒发对故土无尽的爱意。他努力追求整齐的句式、精巧的雕饰和铺排的艺术表达形式，形成典雅、醇厚和美不胜收的艺术特点，却又内隐着一种绚烂、夸饰的质素。因此写作的陷阱也暗藏其中。在“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字斟句酌中，偶尔出现思维的闪烁、跳跃和语段的词不达意与凌空蹈虚，失去了舒缓流畅的艺术效果，造成阅读者理解上的困难。再者，语言表达若失之于急切和凌厉，没有一定的闲笔，通篇华彩炫丽，读者也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即如一个人偶尔吃一顿精美的鱼翅燕窝可能是口福，会感觉唇齿生香，若是天天面对鱼翅燕窝，岂不腻烦。诚然，这是我对李智红的苛责了，这种因过分追求诗意而导致语句凝滞生涩的矛盾在散文诗写作领域是普遍存在的。
李智红是多面手，除了书写云南的高原风景，他还投入极大的精力写作励志小品文，成为《读者》杂志的首批签约作家，这让我们看到他在近乎狂热地吟唱高原神曲的背后，还有着缜密与细腻的心思。在《静夜煨茶》中的文章篇末，标注出作品发表的杂志和收录进的书籍，显示了这些作品广泛的社会传播面和作者的社会知晓度。可通读这些小品文，我却有些腹议，在目前这样一个日益轻质化的社会，读者的审美层次是参差不齐的，需要作家去引导、提升，这类文章作为一种亚文学，恕我直言，难以与他写高原风骨的那些美文相提并论。对李智红而言，既然选择了做红土高原这方地域上纵马驰骋的文学骑士，就意味着要担当和领受上天对这片文学土壤所赐予的恩惠，因为滇西，乃至云南，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文学富矿。以我之孔见，若他能抛弃走一味轻灵的路子，而转向沉入大地深处，从作品的深度、厚度和长度努力，那么他的文字就有可能飞升起腾空的力量，挺拔起滇西山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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