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八年掐断联系，碰巧在QQ里对上暗号，记忆中那位写诗的武警少尉赵振王已经是首长级别的人物了。首长吩咐，找家印刷厂，印本诗集，名曰《红土之上》。这大概是他的第四本诗集。书名看上去很美，内容嘛，不敢恭维。——说不清是因为诧异还是醋意，我嘴上不言，心里嘀咕，这位老兄，当兵当傻了吧，如今什么年月了还写诗？
诗是什么？不就是当初挂在嘴上装饰脸面自娱自乐自吹自擂自鸣得意自欺欺人的东东。当初，大约二十多年前吧，也就是人们常常念道的那个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我辈一窝蜂写诗，管它会写不会写，管它写的是诗不是诗，十个脑袋扎堆九个自称诗人一个自诩作家，大江南北五花八门的地下文学社野草般疯长。那年头，写诗是一件很时髦的事，就像如今开博客，好歹你得整一个，不整你就落伍了。用现在的话说，谁牛逼谁写诗，不达人不写诗。那年头，写诗比吃饭要紧，省下粮票换来邮票，三天两头攥着信封往邮局跑，十之八九泥牛入海，望穿秋水，无怨无悔。那年头，诗坛就是歌坛，写诗就是嗨歌，就是不收小费的卡拉OK,想唱就唱，尽管呻吟，从来不怕丢脸，就怕不露脸，有事无事拎串句子丢在纸上喊着吼着叫卖青春与梦想，有人浅唱低吟，有人鬼哭狼嚎，憨态可掬，洋相百出。多年后超男超女快男快女和他们的粉丝团搅和的那些事儿，看似热闹其实不新鲜，仿佛雷人其实笑话人。那年头，诗就是命，写诗就是玩命，谁敢小瞧诗人拼了小命跟谁急。就像如今的钉子户，孤注一掷舍生忘死又何妨？那年头，不刷信用卡，有钱就买酒，无钱便看书，决不看银行的嘴脸，玩的就是一身骨头和骨头上的那点气息。那年头，一把吉他，两包香烟，三五美女追随，哥几个日子过的诗意盎然。当然也有栽跟头的时候，比如因为写诗耽误了拿文凭。我估计，赵振王也应该属于高考落榜者之列，属于落榜之后忙着找饭碗还美其名曰“抱笔从戎”之人吧。时过境迁，当年的新兵蛋子赵振王一路摸爬滚打，步步高升，做首长了，功成名就。人们常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我左看右看，看不明白的不是老兄当官了，官有多大，而是老兄做官了不误写诗，誓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不像我身边升官之人的所作所为；我左思右想，彝人善歌，天生浪漫，难道是他身上祖辈遗传的血液与军人的习性搅拌在一起凝固而成的某种不知名的东西在作怪？抑或当兵的日子实在枯燥乏味，不写点什么发泄发泄闷得慌？姑妄揣摩，随便说说，各位看家，不可当真。可以确认的是，如今美女都开宝马坐奔驰了，谁还有心思看你的破诗？美女靠不住了，淑女呢？也未必。电视里说了，淑女们都蜗居。君不见，旧淑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无事莫扰，非诚勿扰；新淑女夜半三更忙偷菜，不亦乐乎，乐不思蜀，没功夫看你瞎折腾。也就是伪淑女可以假装斯文，一会儿跟你QQ,一会儿跟你MSN，跟你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一番，到头来曲终人散。如今不是写几句歪诗就可以拴住纯真忽悠女孩的年代了，也不是写几句歪诗就可以谋个职位找碗饭吃的年代了。如今，诗人都忙着写公文打报告琢磨长官的心思抑或加入狗仔队挣稿费去了。
诗，不是大米，不是钞票，不是福利房，不是养老保险，这年头要它作甚？
听赵振王说要出诗集，很想劝他放弃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念头。老兄，爱写就写，写了就丢在网上，谁想看谁看，不看拉倒，你何苦跑去出版社排队挂号？那帮家伙，只管收钱，不管文字的死活，找他何用？咱有真金白银，带着嫂子四处走走看看，不是更诗意？话到嘴边，一忍再忍，最终咽了回去。兄长兴致勃勃托你打听点事，做小弟的能办就办，办不了不至于泼冷水。老兄既然要印书就交给一家熟悉的印刷厂去打理吧。人熟好办事。熟人都知道，我睡觉的这座城市曾经一纸风行的那本文学期刊正是这家印刷厂的老客户；不熟不知道，这本曾经一呼百应的老牌期刊——何止一呼百应，准确说是一呼万应，当年听它吆喝的读者大概不下六位数吧——现在的订户只有少得不能再少的三位数。具体是多少？就像玩3P。我只能说，它不可能小到123，也不可能蹦出980，咱们尽量往中间几个数字琢磨，然后排列组合一番，然后恭喜你，中奖了。可想而知，这些年没有财政补贴，这东东早就死翘翘。毛老人家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天变了，情未了，秋后的蚂蚱苟延残喘；心不甘，情不愿，好死当然不如赖活着。这就是文学的现状。
文学如此，挤公交的日子还贷款的日子看完这病瞧那病的日子，还有老婆吵着要走儿子闹着买车撒泡尿也得掏钱的日子，莫不如此。
诗不是什么好东西。这玩意儿烫手，不好玩，玩不好引火烧身。顾城写诗，把老婆砍了；海子写诗，把自己解决了。这样的诗人，不做也罢。这样的诗人，不是犯神经就是犯精神。难怪民间传说“有病才写诗”，“诗人都是疯子”。比对一下，我自己就不是什么好鸟。顺便说一句，“比对”是我的职业，我们的工作就是天天做比对，最重要的一项是比对血，拿着所谓的DNA样本查找人与贼之间的差异，牛头马面，顺藤摸瓜，倒也简单。说是简单，其实也不简单——首先，所谓的贼与不贼，不是你认为的贼与不贼，有些贼明明是贼你动他不得，有些贼不得已而贼你动了他又能如何？再说，贼与不贼，你一不小心看走眼了拎错人了，是要砸饭碗的，搞不好还要吃官司活受罪，下场比贼还贼。至于那些打着捉贼的招牌做贼的，自作自受，活该法办。可叹的是一颗老鼠屎会搅坏一锅汤，可怜的是身边那些一辈子安分守己老实巴交的人，别人出事跟着挨骂，冤不冤？迎面风吹，草不能不动，唇亡而齿寒，想想这些都后怕。比对别人，当然也检查自己。我这人，因为写诗，因为当初自恃能够写几句诗，放养了一身的坏毛病和臭脾气，比如我行我素眼高手低，瞧不起点头哈腰，不练习端茶送水，结果可想而知——碰了一鼻子灰，栽了一连串的跟头，头破血流，伤痕累累。时至今日，大把年纪，还愤青。这都是写诗闹的后遗症。
还有一种人也不是什么好鸟，比如某些体制内的诗人，某些领着国家的薪水端坐在文坛上的诗人——我说的可是“某些”，也就是“个别”，并非“全部”，这要事先交待清楚——据说，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诗人。写诗是他们的职业。他们写诗是领取了执照的，而且门面大得吓人，多多少少有点强买强卖店大欺客。不信就看看他们手中的那几本刊物，句子分行，贴上标签，就是诗，就是上等货，张三给李四批发，李四给张三零售，不愁卖不出好价钱。不像我等小贩，街头巷尾支个地摊，大声吆喝有碍观瞻，属于城管修理的对象。人们总是喜欢将那些“把写诗当职业的人”与“写了几首诗的人”统统称之为诗人，其实诗人与写诗之人是有所不同的。说赵振王是诗人，我看不是抬举他，而是误会他，准确说他是军人，杠枪吃粮，写诗之于他纯属个人爱好，相当于不务正业，诗写的再好也是领不来军饷的。说白了，赵振王不靠这个吃饭。靠这个吃饭得像某些人弄本写诗的执照揣着。执照是个好东西，哪家烟草专卖店，哪个垄断的行业，没有这东东罩着？揣着执照的诗人，当然只管写诗，不管别的，就算天塌下来了，统统与他无关。北方闹地震，南方闹大旱，你闹你的，某些人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吃饱喝足就高谈阔论养花种草的雅趣，挥毫泼墨阿猫阿狗的性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写“狗屁诗”。报上说，某些人去旱区不是去送水而是畅饮水做的东东，大快朵颐不觉脸红，大把花钱不觉心疼，反正掏的不是自家的口袋。这种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少吃一嘴，不依不饶。吃就吃吧，可恶的是，他吃奶骂娘，吃了组织骂组织；可笑的是，他明着不骂暗里骂，换身马甲就咬人，谁发工资他咬谁。这种人，嘴上说心甘情愿坐冷板凳，其实最爱凑热闹，常常跑去网上摆POSE,摆出一副为人师表的面孔佯装仁义。而你看看他的签名，不是“白眼狼”就是“得了便宜卖乖”，狐狸的尾巴藏不了。
写诗的如此，画画的呢？捡起一部新中国美术史，横看竖看，挑三拣四，吴冠中也算是一个人物，而且是个有分量的人物。这个精瘦的老头儿生前说过这样一番话，“美协机构很庞大，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很多人都跟美术没关系，他们靠国家的钱生存，再拿着这个牌子去抓钱。”老先生一言中的。
韩寒说：“这圈那圈最后都是花圈，这坛那坛最后都是祭坛。”这小子嘴毒，言下之意，人总是要死的，活着不要太装样。
人活着，作品死了。这样的事倒是有的。早些日子，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入选了北方某地中学《语文》教材的实验版本，一位做媒体的朋友很生气，发QQ鼓动我参与他们的网上“批斗会”。为此，找来小说看了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果然是“满纸病态的情绪，通篇阴暗的心理。”这样的东西居然要叫孩子们一字一句细嚼慢咽下去，吃坏肚子怎么办？再看看贾平凹，这个写有一手好字的老哥，毅然决然背离他熟悉的庄稼地，扛着镰刀锄头钻进高楼林立的《废都》，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弄丢了。这些年，他躺在西安城里哼着《秦腔》怀念他心中的那头狼，怪腔怪调，胡话连篇。在我看来，老贾笔下曾经庄稼般鲜活质朴的情感枯萎了，字里行间不知所云的□□裹着污言秽语如城市街头的垃圾一样讨厌。这样的东西，欲除之而后快。至于电影《色·戒》公然打着人性的幌子贩卖病态的色情，已经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说它是“毛片”不准确，说它是私欲的“放大镜”恰如其分——它所做的无非就是扯块银幕放大张爱玲笔下的伤痕与弊病，手段之夸张、露骨、不节制，怵目惊心。
这事，有必要说道说道。
首先你得承认张的文字是独特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其精准的用语和近乎完美的修辞效果宛如披在作品上的“一袭华美的袍”，令人惊叹。比如，张用一个“袭”字形容一件衣裳，举重若轻，动感传神。类似精准的字眼，以及她驾驭文字的那份悠闲自如，在同时期作家的笔下并不多见。这是张的绝妙。可惜这袭华衣“爬满了蚤子”，寒颤人。褪去这袭“袍”，张的小说原形毕露，只有对肉欲与物欲的渲染，没有对精神信仰和社会责任的思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换个说法，字面上看，小说《色·戒》或许不色情，甚至不矫情，这正是张的高明，但那些看似美丽的文字掩盖不住作者内心的空虚和精神的苍白。张的小说，没有敌与我、爱与恨、是与非、罪与罚的界线，它人为地模糊人类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信仰冲突，它高调地宣扬生理本能是人性唯一的需求，它在虚构的环境中植入虚假的命题——人只有男人与女人之别，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性可以解决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问题。于是就有了“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的张氏名言。既然如此，在张爱玲看来，小说安排爱国女青年爱上自己的政治对手，继而心甘情愿被这个卖国贼征服，心甘情愿被这个大汉奸强暴，也就顺理成章了。
《色·戒》做了什么？否定人的社会属性，宣扬人与动物等同。它要告诉人们，“卖国”凌辱“爱国”，“私欲”强奸“信仰”，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看上去“很爽”。
张爱玲又要干什么？她希望否定作为个体的人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她讨厌责任；她希望否定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动物的社会属性，她排斥信仰。她要打倒“社会”中的“人”，进而“反社会”。
人之社会，社会之人，当然不能没有性。文学依然。老祖宗不是早就说了“食色性也”。什么意思？食是食，色是色，两回事。人要吃饭，填饱肚子，然后才可能顾及其他。饱暖思淫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色不奇怪，人之根本，正如食，无需“戒”，不容“戒”，想“戒”也戒不掉。然而，饭要顿顿吃天天吃，“性”却不能当饭吃，“色”也色不了一辈子——人之一生，有少有老，掐头去尾，色不了几天，老天爷掌握着分寸，不容你肆意妄为。这个道理张爱玲不是不清楚。那么，她为什么不关心不在乎不顾及“饿肚子的问题”、“吃饭的问题”而专注于“色”与“性”呢？在我看来，这位大小姐出身的旷世才女写这个东西，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没觉悟”那么简单，而是避重就轻，明知故犯，有意为之，别有用心。她就是要表现出“与众不同”，就是要与常理“对着干”。这是一种畸形的心理在作怪。只能这么说，这个女人病了，病得不轻。而病总是有原因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张爱玲恰好把自己嫁给了一个汉奸——胡兰成。这是一个文化人。此人肚子里没有一点墨水是讨不到我们这位才女的芳心的。这家伙却是里里外外坏透了，作风坏，文风也坏，看看他的《今生今世》就知道什么是酸文人的轻浮与伪善。这厮，政治上投机取巧，生活中忘恩负义，是一个地地道道吃软饭吃里爬外的伪君子。举个例子，抗战胜利后，害怕被清算的汉奸胡兰成一度四处躲藏，亡命途中居然又盯上了一个可以做他女儿的小护士，二人以爱的名义同居就不用多说了。而泡妞是要花钱的，老男人泡妞更得不惜血本，钱花光了怎么办？死皮赖脸花言巧语向前妻索取，靠稿费过日子的张爱玲不得已大笔寄钱。这叫哪门子事！不是说盗也有道吗？只能说，此人糟糕透顶，不是爷们——要知道旧时上海滩的小瘪三再无赖再流氓也不至于如此的不男人！张爱玲碰上他，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有好事者说，张写《色·戒》就是写自己，写自己的难言之隐，自我安慰，自我解脱。这应该是饭后茶余猜度之词，莫须有，不可信。可以肯定的是，家世的破落童年的孤零连同一段失败的婚姻以及被欺骗的情感经历，带给张爱玲这个傲气的女人的伤害和悲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张这一生，欲爱不能，欲罢不能，一路走来，孤单落寞，客死他乡，情何以堪？
张爱玲生前说，爱就是爱，爱了就够了。那是因为她爱了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矢志不渝，不弃不离。她说这话活脱脱一个穿高跟鞋的阿Q。
张的顾影自怜不过是换了一种美丽的说辞而已。
张的孤芳自赏与下等人的无可奈何又有何两样？
如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她的笔头为何排斥责任、信仰与忠诚，也就不难理解《色·戒》为何不遗余力地渲染汉奸与爱国女青年的性事，并标签那就是缠绵悱恻的爱。是的，汉奸可以给你爱（电影里性的成分似乎更多），但汉奸不会给你忠诚，而爱是需要责任与忠诚的。忠诚没了，只有性，还有爱吗？这个问题张爱玲的小说没有回答。不回答不等于没答案。
答案就埋在“山楂树”下。多年以后，一个叫老三的男人给了胡兰成一记响亮的耳光。关于男人女人的那点事儿，什么是男人，什么是爱；关于文艺创作的取向，什么应当弘扬，什么不宜张扬，另外一部小说（艾米《山楂树之恋》）说了许多。我们无需多言。
有必要说说的是，老三给了胡兰成一记耳光其实不解恨，有意思的是喝下几碗高粱酒的张艺谋看不下去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大声嚷着与李安过招。“秦俑”大战“断背男”，爱恨情仇为哪般？据说，老谋子的新片《山楂树之恋》亮出的水牌是“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摆明了要与汉奸做的那点色事对着干，效果如何，拭目以待。
有必要说说的是，泰坦尼克号沉了，爱没有沉没，男人死了，女人活着，爱就活着；有必要说说的是，为了拯救一个走上战场的大兵雷恩，美国佬不惜牺牲更多人的生命。前者用奉献托举爱情，后者用牺牲拯救忠诚，可见老外做事不是没有“原则”，也不是不讲“政治”，事实上老外宣扬他们的“爱国主义”比我们动静大多了，天上地下飞机大炮，能整多大动静就搞多大动静，他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跟着他的美利坚摇头摆尾，谁不听话就揍谁！倒霉的伊拉克就是例证。网上说，前两天他把航母开到我们家门口了，什么意思？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人家有人家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佬从来不含糊。
人家不含糊，而我们又在做什么？一二三再而三去淡化去疏远乃至丢弃家国情怀。举个例子，《色·戒》之后，最近又冒出一个擅长“房中术”的《英国情人》，朋友再三推荐要看，据说也是一个“受伤”的女作家写的东东。小说讲的是一个已婚中国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要“性”不要“家”，要“偷情”不要“忠贞”，要“英国情人”不要“中国丈夫”，无非就是在鼓吹背叛，背叛道义、责任与忠诚。凤凰台的消息说，现实生活中的作者是个私生子，她和她的姐姐远渡重洋后上演了一出“二女侍一夫”，如今也生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儿。原来如此。这样的人生写出来的东东，也只能是这个调调了；这样的人，也只能去国外与鬼佬们鬼混了。
问题是，在国内，精神与信仰的迷失也不是个例，已然成为文学创作的通病。余华如此，贾平凹如此，同样的弊病在莫言走出高粱地后发生了，在黄小波无奈无聊无所事事的知青生涯里复制着，在接手机时哼哼哈哈含含糊糊的刘震云们的身上也未能够避免，从《丰乳肥臀》到《黄金时代》到《我叫刘跃进》，一路数来，概莫能外。必须承认，这些作家在成名之前、成名之初，着实为我们奉献了神采奕奕的作品；必须承认，他们超一流的言情能力、叙事能力和驾驭复杂故事情节的组织能力非同寻常。也必须看到，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不约而同地倒在了题材的灰暗和主题的混沌之中，不能自拔。这是继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生在“先锋派”诗人身上的悲哀和惨痛之后，在当下主力作家身上的又一次集中爆发。
其实，文学乃至文艺创作的困扰与困惑不是今天才有的。回头去看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老一辈作家年轻时写下的作品往往振聋发聩，成名后的作品则日渐平淡乏味。比如曹禺，也就一幕《日出》光彩照人，当然有一抹晨曦照耀我们的心灵足够了；比如沈从文，也就他家门前那条河上的故事惊心动魄，当然有水一般的情怀洗刷我们的记忆知足了；比如郭沫若茅盾老舍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在旧年代他们面对昏暗的书桌义无反顾写下了点亮人心的光辉之作，激情燃烧的岁月到来之后，他们手中的笔却迟钝，彷徨，不知所措了。有的甚至不得不“封笔”，埋头摆弄“甲骨文”抑或“古人的衣裳”，装聋作哑，与世无争。史书是如何交代这段插曲的，我不清楚。我知道的是，他们的笔头无一例外遭遇了某种压力，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牢牢拽住，照葫芦画瓢，生产了一批滑稽可笑的作品。要么，不堪欺辱，投河自尽。——这“自尽”是端午遗恨，是忧心忡忡生不如死，而不是气急败坏拎着斧子砍人后自裁，二者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不可同日而语。换言之，那年头，东风吹战鼓擂，人人自危，保命是头等大事，自个能活着就不容易了，谁还顾得上文字的死活？对此，巴金老人在晚年的《随想录》中有过刻骨铭心的反思与自责，力透纸背，发人深省。与其说这是文学的悲哀，不如说这是历史的悲剧。而大家之所以是大家，巴金之所以是巴金，不仅因为他写下了传世的《家》、《春》、《秋》，更因为他“拼着老命”说了“真话”。像巴金这样敢于在自己身上动刀子的人不多。这是老人的可爱与可贵。再说，想当年，计划经济，人人依仗单位发钱过日子，老人家有官有位不拿工资，完完全全靠稿酬养家糊口，仅此一点，亦非一般人可望其项背。高山仰止，不过如此。
反躬自问，现在的日子真是不赖，有事无事上上网，想看就看，想说就说，张嘴还可以骂人，却没人揪你辫子打你棍子。这是老一辈不可想象的，也是他们闻之后怕的。试想，如果哪天，谁不经意打翻了周星驰手里的“月光宝盒”，把现在的人——包括那些爱在网上晒心情的人，特别是那些有理不讲无理取闹的人——统统框进去，时光倒流一番，不知又会出什么状况？现在的人，不会琢磨这些，也犯不着去费这心思。杞人忧天，今人忧钱，如今想方设法挣钱最要紧。
年轻时，父亲倒是常常告诫我，你娃儿，不知道社会有多复杂，不要以为能写两句诗就不得了，就了不得，会吃过亏的。当年，只知道能歌善舞根正苗红的父亲在动乱年代遭人暗算，栽过跟头，害得一家人四分五裂各奔前程（不然我怎么会孤身一人跑来这座陌生的城市找饭吃），却懵懵懂懂搞不明白究竟有何大事发生。2009年三四月份，父亲去世多年以后，偶尔翻看《南方周末》，见了女作家章诒和回忆“文革”旧事的两篇文章恍然大悟。
一篇是讲大画家黄苗子等人出卖文化人聂绀弩的。文章说“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接下来的事可想而知，“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随后，聂绀弩被以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文章披露“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作者感叹，“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聂绀弩出狱后，和黄苗子基本上没有私人往来；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而“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被朋友出卖，关进牛棚，投入监狱，九死一生，他能不苦吗？所谓的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嘴上说说可以，文章里写写可以，真要碰上实实在在的人生劫难，再高傲的头也有头破血流的时候，能不叫疼？何况，你想叫，人家未必会让你叫——记忆中，张志新最能叫，临刑前不就被人割喉了！张志新是谁？过去的人也许早已忘却她，现在的人用不着记住她，但历史不会抹去曾经的伤痕与伤痛，说不准哪天某个东东换身打扮又会回来的，一如我们小时候看电影记住的那句有名的台词“胡汉三又回来了”。那些人们曾经深恶痛绝斩草除根的东西回来了吗？比如大烟，比如花柳，比如杨白劳黄世仁，比如比杨白劳还杨白劳以及比黄世仁还黄世仁的东东。这些东东，回没回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试想，警察打人算什么，城管砸摊算什么；教书抄袭两篇文章算什么，行医收受几个红包算什么；宝马奔驰飙车夺命花钱了事算什么，打工仔打工妹接二连三跳楼命如纸薄又算什么？试看，演电影，上床就可以上镜，干嘛不逢场作戏？盖房子，圈地就可以赚钱，干嘛不强制拆迁？至于涉水涉电涉煤涉气只涨不跌的大买卖，以及往油盐酱醋茶里添加不明物的小生意，还有那些白天泡会晚上泡妞工资不动妻子不碰一言九鼎狡兔三窟的为官之人，三教九流，照此类推，似乎还可以无限延伸下去。这世道让人看不明白的事情多了，你我早已见怪不怪；你我也不必刨根问底，刨不出个所以然。试问，有多少一掷千金的煤窑老板的致富奇迹，不是在拿矿难作赌注？你能如何！有多少地方变卖土地创造的GTP奇迹，不是涉嫌雀占鸠巢？你又能如何！不难想象，哪里有奇迹的发生，哪里就可能潜伏着可耻的勾当与惨痛的代价——环境的代价、生命的代价、人心的代价，甚至关乎整个社会未来与前途的代价。告密当然也要付出代价。前文提到的告密者，章的文章说了“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吧。谁是螳螂？谁是黄雀？谁又甘心做蝉？愿是者未必是，不愿是者未必不是，是与不是一时半刻不好说。
另一篇文章是作者讲述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家事。“谁能相信，自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我家里就有了个卧底。他就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人称‘好人冯二哥’。”作者章诒和的父亲是谁？民盟创办人章伯钧。其身份地位之特殊，众所周知，无需多言。作者说，其父“总是直呼其名地指责人和事，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其批评之尖锐不下于聂绀弩。”上面早就知道他在背后骂人。这里面就有冯的功劳，“冯的密告材料相比于其他监视章伯钧的人，数量、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因为冯亦代是章家的常客，是作者记忆中在饥荒年月里隔三差五跑来蹭饭的“冯伯伯”。当年，冯与作者老少二人“看展览，看戏，一起吃饭，一起逛动物园”，其乐融融。而冯私下不仅监视密告自己的领导章伯钧，还刺探大知识分子费孝通及潘光旦等人。作者说，“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与章家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可证据就摆在那里，你不信也得信，你无法接受也得接受。”是啊，谁能想到，谁又愿意相信，尔后在1980年代主编《读书》杂志探索真理受人尊敬的出版家冯亦代，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极不光彩的人生经历。值得一提的是，“洪荒之后，冯亦代于葡萄中翻身站立，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告密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在生前以极大的勇气”出版了《悔余日录》，向章家和社会做了交代。为此，作者感叹“冯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如此看来，告密者与告密者也有所不同。
用文化人监视文化人，决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中国有，外国有，古时有，明天还会有。而历史上的“文字狱”，十之八九是“窝里斗”，文化人搞文化人。文化人是什么人？不就是会写几个文字的人。字写的好，不得于人就好；文章写的漂亮，不等于内心就漂亮。这些人，有时文如其人，有时文过饰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成天跟你捉迷藏躲猫猫，鬼知道他们在玩什么花样！你看他，一会儿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一会儿又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会儿说大丈夫威武不能屈，一会儿又说男子汉能伸能屈；一会儿说出淤泥而不染，一会儿又说识时务为俊杰；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东西南北，莫衷一是，叫你雾里看花水中捞月，让你不知所踪不知所从。而且，他说归说，做归做，说的做的未必一致。文化人就是花样多，心眼多，小九九多，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他乱他的，我们千万不能跟着乱。我们看待一个人和他的作品，最好人是人，作品是作品；最好一分为二，就事论事，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否则，不是他骗你，就是他的作品骗你，骗你没商量。
所以，看到网上骂余秋雨章子怡们“诈捐”，我不生气，不起哄，不是胆小，也不是不敢骂，而是没必要——对我而言，花钱看他的《文化苦旅》也好，看她的《我的父亲母亲》也罢，只要书是好书，看得下去，电影是好电影，看地舒坦，也就心满意足心安理得了。至于某某某这个人又怎么啦，彼此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八竿子打不着，懒得操心。同样，有人痛骂赵本山吆喝一帮徒弟围在身边，霸占春晚这么些年，像个“黑老大”，我一笑了之。好笑的并非他人，而是他的作品——逢年过节，有饺子吃，有小品看，开心一笑，够了。咱老百姓过日子开心就好。至于有人不笑不乐，不屑与你我平头百姓为伍，那是他的权利。不笑不乐却犯不着咸吃萝卜淡操心，忧国忧民似地骂这俗骂那脏。
首先，认定一个人和他的小品是不是“下三烂”，并非往大学讲台上一站，高人一等，有了发言权，就看得清楚说得明白——凡事不要急于下结论。有些事，别说没盖棺，盖棺了也未必有定论。其次，不是赵本山人俗，而是他把俗得掉渣的东西“捯饬”干净了，把炕头的东西“捯饬”到台面上去了，人家做的无非清洁工的活。这活计不丢人。所谓的捯饬，大概有三，一要入时，二要得体，三要随俗。随俗就是约定俗成。就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吧，俗不俗？当然俗。庸俗的俗。通俗的俗。这却不是赵本山的发明创造，而是凡人心里都有的小九九。赵本山“拿寡妇说事儿”，不能只盯着人家拿来了“寡妇”，要看人家拿“寡妇”来做什么，是干坏事还是做别的什么事？扶贫济困却是没有错的。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不要用看“天鹅湖”的眼光去对待“二人转”，也不要以为“二人转”就只有“花花肠子”。有点“花花肠子”，也是人之常情。这个道理，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好像比我们看得透彻，人家对待赵本山和他的“二人转”比我们豁达。网上说，前些日子赵家班去了一趟宝岛，畅通无阻，没有人站出来挡他道，骂他脏，叫他夹着尾巴滚回东北那旮旯儿去。要知道，对岸的中国人脾气怪火气大是出了名的，穿着西装对着镜头就可以在主席台上大打出手，人家要是看你不舒服，才不会顾忌什么，不骂才怪。这次为什么不骂？这恐怕不是用远香近臭抑或墙内开花墙外香就可以解释得清楚的。再说，时装模特走来走去，环球小姐选来选去，光鲜亮丽的背后就没有隐藏一点什么？台上台下就没有一点“花花肠子”之类的东西？谁不知道漂亮的妹妹都是为有钱有势体面之人准备的？别在那里掩耳盗铃了！这年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行不通了！富贵有富贵的玩意儿，你玩你的阳春白雪，没人说要打土豪分田地；下里巴人有下里巴人的乐趣，田间地头插科打诨，自娱自乐而已，即便庸俗却不肮脏。人可以不高尚，也可以不高雅，却不可以不悲悯。人与人在一起要有点菩萨的慈悲心肠。
人是人，作品是作品，还可以扯远一些。欧内斯特·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牌中的大牌，他笔下那些《春天的河流》、《太阳照常升起》、《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都是好东东，至于那部《老人与海》更是登峰造极，其简约的风格被后世作家广为模仿，其描写人在面对灾难时勇敢斗争的故事为一代代的人们所传颂。读海明威，是被他笔下的人物所感动，是追随小说主人公在大海里孤身奋战不屈不饶的信念与精神，而不是要模仿作家本人晚年依靠酒精度日的无奈，更谈不上扣响双管猎枪的扳机把自己解决掉。当年，我们中的很多人——以文学青年自居的人——无不竞相传看《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小说之缠绵可谓写到很多人尤其很多文学女青年的心窝里去了，我们中的很多人却不知道现实生活里的作者D·H·劳伦斯是一个带着别人的夫人私奔的“第三者”。这龟儿做人不厚道。骂他，不影响欣赏他的小说。作品是作品，人是人，二者不可比拟。
人比人，也不能比。当年的琼瑶三毛一个比一个会编故事，一个比一个红得发紫，她们笔下的东东是真是假，是好是歹，小女生比我辈看得清楚，轮不到我们说话。我们不妨就说说两位名门之后。所谓的名门之后，大凡做官可以，经商也可以，能写点像样的文字的人其实不多。如果这两个人又是女人的话，更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读罢章诒和的书稿，再看看洪晃的博文，你就知道同样是红墙里走出来的人也是不同的，也是有差距的。一个看似与历史较劲，斤斤计较，迁怒于人，其实目光如炬，心存坦荡；一个貌似见多识广，有品味有格调，懂生活懂感情，其实目光如豆，心胸狭隘。值得一提的还有部队大院里长大的王某人。前些日子，消失许久的王朔为新书出版造势，接受了一家知名刊物的采访，一贯地拿腔拿调，语不惊人“死不休”，公开叫嚣我吸毒我接受性工作者的服务，肆无忌惮。这家伙倒是有点“文如其人”的气派。这气派却是狗鼻子插葱——装相。一本《我的千岁寒》，除了薄薄的几页“我是谁”的自序还是那个似曾相识的痞子王朔，其他的几篇东西就不知所云了，比如那个题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大杂烩，显然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废话。此人之痞，痞就痞在废话也能卖钱，而且总有办法卖个好价钱。王某人酒后叫嚷“我是流氓我怕谁”，醉翁之意原来不在酒，在版税。必须指出的是，这家伙借酒发疯算是找对了时间和地方，他要是早生几年，其下场只能是丢进去关了，拉出去毙了，轮不到他狂。那个唱囚歌的迟志强就是先例。
作品比作品，倒是一目了然，鼓励什么不鼓励什么，是藏不住的。比如，近年来的文坛变化就让人看不下去。如今，房子住大了，环境宽松了，特别是靠近大海的地方被划了一个圈以后，“我的地盘我做主”，想种瓜就种瓜，想种豆就种豆，什么古怪种什么，什么稀奇种什么，“反季节蔬菜”一哄而起，漫天要价——你反政治，我反信仰，反对一切形式的“主旋律”——“无主题”创作夹杂人物的灰暗和思想的混沌渐成潮流，甚嚣尘上。
偷鸡摸狗，男盗女娼，勾心斗角，欺名盗世，如此等等不是不能写；对人性的丑恶、虚伪、自私、狭隘、懒惰、阴暗、猥琐、颓废，如此等等不是不能写，《官场现形记》写了，《阿Q正传》写了，而且下笔不留情面，却看不出作者对人物的敌意和贬损，看到的是同情、怜悯、提醒与鞭策，是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与表达。老外也写女人，也写胴体，写的是纯洁与尊重，比如《这里黎明静悄悄》；老外也写丑陋，也写残忍，写的是善良与悲悯，比如《悲惨世界》。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当然不是因为吆喝“高大全”，而是因为怀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
话说到这份上，有必要回头再说说赵本山。他的小品当然够不着伟大，黑土这个土老帽当然也谈不上高大，但是可爱。可爱就可爱在，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从哪里来，要回到哪里去；可爱就可爱在，他不忘本，知道一个男人无论如何要疼自己的女人，哪怕这个女人叽叽喳喳烦死人。换言之，你可以笑话他土，却不可以鄙视他善，不可以鄙视这个土老帽身上的厚道。不像有的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子子孙孙跟着忘乎所以。再说，土并不丢人。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谁家没有一部革命史，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谁没有一个土得掉渣的爹？且看某些人的爹，大字不识几个，进城后就忙着“换老婆”，抛弃糟糠之妻，娶了城里的漂亮女人，从此一家子不认乡下人。老实说，有些人的爹的有些事并非回忆录里写的那般光明正大，有些人的爹的有些事是经不住刨根问底的，一股脑儿刨下去只会丢人显眼，还是糊涂点好，你好我好大家好。河水不犯井水最好。可也有人就是不识趣，比如某些“学术精英”，再如某些“打工皇帝”，写了两篇发难的文章就以青年领袖自居，在微软的办公室里喝过几杯咖啡就满世界吹嘘商界奇才，充其量就是一个爱动脑筋的教书匠加一个能说会道的打工仔，也难免干过方鸿渐式的勾当，就不要成天好为人师指指点点，就不要在电视里痛说革命家史，更不要只捡冠冕堂皇的说，装模作样的结果往往会弄得自己下不了台，这又是何苦？看这些人的表演，就像看肥皂剧，总有不得不收场的时候。
说到电视剧，这些年我们的荧屏很是热闹了一阵子，明显跑到了诗歌的前面。《亮剑》之李云龙，《暗算》之柳云龙，《潜伏》之余则成，《士兵突击》之穿上军装的傻根，《我的团长我的团》之一伙散兵游勇，以及随后闻风而动的一批潜伏在敌营中的地下工作者，一个个“英雄人物”闪亮登场，明明假得不能再假，却越看越真，越看越痛快。“不抛弃”、“不放弃”、“有意义”之类政治口号叫的震天响，人们也并不排斥。这又是为何？云南作家董保延在他的新浪博客里有过精彩的点评，他肯定这些作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而据我的观察，那是因为人终究是群居者，实实在在需要一点精神、主义和信仰之类的东西把大家粘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回避“人活着为什么”以及“为什么而活”的问题，必须直面人的价值观。就说《金婚》、《蜗居》热播带来的争论，无不是现实与梦想的纠缠与取舍，无非因立场不同而导致的对社会现实认知的分裂与争执。台前幕后，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台上台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看了《集结号》，人们不再相信组织；看了《投名状》，人们不再相信兄弟；看了《色·戒》，男人不再相信女人，女人不再相信男人，问题就来了，事情就麻烦了。如是，不是作品有问题，就是社会有状况；如是，我们还要文学做什么？谁还会相信电影小说诗歌？写诗干吗？还有必要写诗吗？
也许有人要反问了，在一个假烟假酒、假男假女、假货横行、假话连篇的年代，在一个仁义礼智信渐行渐远、笑贫不笑娼的年代，在一个礼崩乐坏、唯利是图、贪腐享乐、世风日下的年代，在一个有钱的不知足、无钱的不满意、人人都“不高兴”的年代，你又凭什么单单要求我们的作家诗人独善其身？我想说，正因为有的东西走了，才需要有人站出来喊它“回家”。比如诗人和他肩负的责任就该回家了。
茅顶泥墙旧板床，面青饥瘦破衣裳。
春城一席红楼宴，深山十载贫家粮。
这是我们认识的一位官员1996年在任上《访贫》的感慨，不是他几年后卸任的牢骚。为官一任，策马边地，有这样一首诗流传，不枉此行。这东东是不是有点杜甫愤世嫉俗抑或范仲淹登岳阳楼忧天下之忧而忧的味道？愤怒出诗人。诗歌最悲悯。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有悲悯就有希望。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有希望就有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不是稀里糊涂的东东。诗是直抒胸臆的情怀，是社会的良心，是时代的良知，是正义与信仰的急先锋马前卒。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在乎诗人是谁，不在乎他曾经做过什么；我们只在乎他写了什么，他要鼓吹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振王坚持写作，是必要的；评论其作品，也是必要的。
那么，赵振王写了一些什么呢？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吗？我们不妨从诗的本身和本质说起。
一说，诗是用来读的。所谓诗，就是风雅颂；所谓读，就是歌唱吟，就是大声地抒发感情。不抒情就不是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一部《诗经》，开篇《关雎》，谁不知道这是在抒发男女爱慕之情？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诗意甚浓，说的是军人背井离乡抵御外敌，在饥寒交迫中思念亲人。情之深，意之切，凄婉动人。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再吃老子的粮食！骂贼，诗也抒情。
“诗缘情而绮靡。”在诗最早被叫着诗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就定下了这样的规矩。《诗经》开此先河，唐诗宋词一脉相承；旧诗词如此，新诗歌依然。
记忆中，唐诗最抒情。“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兄弟情，有多深，深千尺。这情抒的够夸张的了。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你睡了/睡了/一个人悄悄地闭上眼睛/却把/千万人的梦惊醒”，“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诗词白话后，“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尧典》）的特质源远流长。
毛泽东说：“文以理胜，诗以情胜。”其实，诗不仅“吟咏情性”（严羽《沧浪诗话》），而且“辞达而理举”（陆机《文赋》），同样以理取胜。“以文学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借诗谈理，又是宋代诗词的一大特点和高度。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在写诗吗？这分明是在讲哲学。“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看似描绘山水，其实阐述哲理。
宋词“释理”，新诗呢？“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白话入诗，同样意味深长。
“抒情”，“释理”，却是为了“言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之屈原抒报国之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杜甫言忧民之心；“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之曹植吟手足之情；“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之孟郊咏母爱之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苏轼叹人生之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曹操叙英雄之怀……可谓情由心生，有感而发。
李清照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文天祥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谭嗣同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陈毅之“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毛泽东之“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谓人各有志，志存高远。
如此直抒心怀，大概就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式样的最大特征。据此，我们有了评判赵振王的诗的尺寸。
二说，赵振王的诗，好在抒情。情真意切，有一说一。这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在这本名曰《红土之上》的集子里，开篇《让诗歌告诉妈妈，今天是母亲节》就是一首抒情的诗。
今天，有几个朋友
起得很早，他们顺着
花开的方向，给我发来信息说
今天是母亲节
我的电话应该打到哪里呀
妈妈在山上放牧
正在与牛羊交谈
对话的内容
肯定是六畜兴旺的祷告
我一定要在今天
给妈妈打电话
可我没有办法
跟妈妈联系
她在澜沧江边
已经七十岁了
履行着牧人的职责，在牛羊之外
把远方的儿子
收集在昏花的双目里
手机在我的手里，翻来覆去
寻找妈妈放牧的背影
去年的秋天，妈妈失去了自己的丈夫
按我的猜想
今天，妈妈肯定在父亲的坟茔旁边
放牧。除了放牧牛羊
妈妈还在放牧自己的浓浓的思念
在农村生活的妈妈
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今天是自己的节日
妈妈决不会为了节日活着
我想妈妈活着的理由，非常简单
就是为了老屋的延续，也是为了
庄稼的延续，为了一切
自己认为可以延续的东西
妈妈活得并不枯燥
今天，一个没法打出的电话
被儿子变成诗句，在键盘上
敲击出问候的声音
妈妈呀，只有等我回去时
用彝族话翻译给你听
我还得下载一些
有关母亲节的资料
随同诗歌，给妈妈讲解母亲节的来历
以及过节的必要
让妈妈口服心服
并同意儿子的提议，明年为妈妈
过一次充满萨克斯味的母亲节
让大三弦站在一旁为她伴奏
读这些诗句，别人会作何评价，我不管，也管不了；我只讲我的，一吐为快——说句不怕得罪赵振王的话，这诗抒情，但写地太老实。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
老兄，别不服气，我说这话自然有我的道理。借赵振王自己的话说，“诗歌是一种纯粹、干净、漂亮的艺术。尽管它有各种风格、流派的区分，但是，都得有精致耐看的外衣，韵味十足的内涵。”赵振王还说，“从来不怕人取笑，却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哪怕是最刺耳、最刻毒的批评（也一直希望着大家给我的诗歌提出不同的看法），我都当作治病的良药服下去。”（见诗集《红土之上》后记）。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不问青红皂白，先踢你两脚。老兄，你这诗，“干净”倒是干净，但谈不上“纯粹”与“漂亮”。所谓纯粹，我看就是单纯，“说话”别罗嗦；所谓漂亮，我看就是养眼，“衣着”要鲜艳。你这东东，坏就坏在缺乏鲜活的意象，没有“精致耐看的外衣”，语言之平淡（说好听点顶多叫朴实），节奏之拖沓（说好听点顶多叫平缓），就是一堆大白话，俨然一杯白开水。十七八年没有读赵振王的诗了，难道这就是老兄现今要追求的“风格”与“流派”？我实在有些不解。当然，老兄在“后记”里也说了，“力争把诗歌写成不蔓不枝，简洁清新，自然而然，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显赫炫耀，朴素无华，清新耳目的文字。”这是你的诗观吧？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未必如此。是的，写诗不需要矫揉造作，矫揉造作往往与堆砌华丽的辞藻搅拌在一块，面子活，花架子，咱不稀罕。这条路，以前不是没走过，行不通。回想八十年代后期，多少诗人在语言上玩花样，玩来玩去，玩出火来，把自己烧成一个空壳壳，轰然倒地，一蹶不振，就此消声灭迹。比如，长句不分行，英汉不分家，读得你喘不过气；再如，动词形容词抓阄似地抓来一大把，同义词近义词卖瓜似地摊开一大堆，什么字眼你不曾相识他就叫卖什么，吆喝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那年头，看诗如同翻字典查档案，眼花缭乱，手忙脚乱，折腾半天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要讲什么，讲了什么。举个身边的例子，我们有位才华横溢写了不少好诗的诗人，有段时间就特别喜欢拿文字捉迷藏，在一本厚厚的诗集里藏了不少神出鬼没的字眼，神龙见首不见尾。我辈愚钝，没有猜哑谜的功夫，枉费了他一番心血。从此，不敢再碰他的诗。这位诗人太有名，有名也说他两句：“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猜的。谁有闲情与你躲猫猫？”如今，许多人不再读诗，诗刊们一落千丈，报纸们对诗歌不屑一顾，诗歌沦落为夜总会招揽煤老板泡妞的幌子，不能说与此无关。这都是诗人们自找的，自作自受，怨不得他人。至于那些读了几篇洋文就跟在老外的屁股后面用“性高潮”作诗的男人，还有那些以写“下半身”一夜蹿红的女人，挖空心思摆“造型”，摆出不少稀奇古怪的“姿势”，折腾去折腾来，无不腰肌劳损，甚至半身不遂，上蹿下跳糟蹋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就这下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好在凡事都有物极必返的一天，有的东西又开始回来了，回来了万万不能矫枉过正——我们说，写诗不要矫揉造作，不等于不装饰诗的语言，不等于要放弃追求诗句的美感与美观。诗玩的就是“语言”（当初这话说的没错），“语不惊人”怎么行？只是不要玩地过火。诗写的就是“心跳”（当初这话说的也没错），四平八稳怎么“跳”？只是不要跳地离谱。我要批评老兄，你的东东矫枉过正，平铺直叙的文字太多，平铺就不饱满，直叙就不跳跃，不跳跃就不流畅，不流畅就没有质感和张力。诗需要“动起来”，语言动，节奏动，情绪和韵律顺势而动。比如这一节，“今天，一个没法打出的电话∕被儿子变成诗句，在键盘上∕敲击出问候的声音∕妈妈呀，只有等我回去时∕用彝族话翻译给你听”，静中有动，一动百动，行云流水，抒情写意，当然是好东东。而不动，诗就变成散文了。我看老兄的有些文字就有点“懒得动”，时不时冒出几句“妈妈活得并不枯燥”之类硬邦邦的句读。类似概念化的文字太生硬，放在诗句里是障碍，相当于画蛇添足，删去它，不要它，何妨？也许更好。这是赵振王的诗最大的短板。
老兄，别不承认，平铺直叙加一点呆板，有时还有一些罗嗦（铺垫过厚），就是你的毛病。不信，咱们接着看第二首《今天，我拿什么祭奠父亲》。
今天
早早的
我就朝着滇西的方向
鞠躬
低头的时候
把澜沧江无尽的涛声
听着哭泣
把泪水
收好
装入瓶子当酒
等回去时
带给
远走了的父亲
还有
我的二弟
去年这个时候
你们都很好
好得让我
直哼彝家小调
使生活
飘满深深浅浅的音符
父亲
还有二弟啊
你们在无岸的河里游泳
要记得穿上衣服
把长苔的卵石
当白鲢鱼
捉一尾带上
也就够了
那杆猎枪
不用争着使用
对着彩云打鸟
也不能过于贪心
省点时间
去看看奶奶
这文字依然是“实话实说”、“直言直语”，鲜有修辞。赵振王这般“不事张扬”可能有他的道道，而我说赵振王的诗是一杯白开水，当然还有别的意图。什么意图？打个比方，如果说写诗似饮酒，没有“感情”不碰杯，那么我们自然要问问这酒是什么？这酒就是“修辞”，就是“赋比兴”，就是点缀在语言这件诗的外衣上的“色彩”，就是对语言的装饰、装潢、装修，就是说话的艺术，就是艺术化说话。当然还要追问，这酒与水分得开吗？分不开。酒不过是伪装的水，水何尝不是没有伪装的酒；只要“感情”在，以水代酒不是不可以。我想，看重内容追求内涵不在乎“形式”，大概就是赵振王如今写诗的姿态吧。
一首诗不装饰语言，好不好，可以再讨论；一个人不伪装自己，就好。
说赵振王不伪装，话就扯远了。1980年赵振王参军入伍，整整十年后我来到了云南，我们在同一座城市“一二一”，他在北郊警营蹭饭，我在西郊军营混吃，天各一方，不相往来，蹊跷的是各自都爱写点诗歌散文之类别人不整的东东，不是鹤立鸡群，就是鸡立鹤群，总之与众不同，难免沾沾自喜。1992年3月，一位我俩如今要称董老的首长，招呼我这个小兵去找一个叫赵振王的武警少尉，说这人也写诗，比我写得多写得好。那阵子，最喜欢巴结弄文舞墨的人，火急火燎见了这个赵振王，拿回一本薄薄的小书，书名《生命线》。这是赵少尉几个月前刚刚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的第一本诗集，捧在手中，羡慕不已。一年后的1993年5月，我穿着军装在一家报纸干活，收到了赵振王寄来的第二本书，书名《同路人》，是他记录与圈内人物交往的集子，惊诧并醋意这家伙认识这么多我不认识的文化人。一次见面，两本小书，我和赵振王就这点交情。从此了无音讯。
从此，赵振王写他的诗，做他的官，据说先是在总队文化站干活，然后在美女如云的文工团谋职，然后下地州行走，携诗为伴，一路高歌，一路高升，春风得意。而我，拼命跑新闻挣稿费，顺带捞红包，一刻不停一门心思削尖脑袋留省城。那年头，稿费单雪花似地在眼前飘来飘去，飘花了眼，飘混了头，以至于不把提干上军校之类求之不得的好事放在眼里；那阵子，就知道有钱就是大爷，怎么来钱怎么来事，琢磨着就算提干了又能怎么样，迟早还得下地方，何必多此一举。再说，我的那些连长营长为了留省城，不也削尖脑袋四下张望，逮着一个对眼的就匆匆结婚，不过这一关，他们想留下来，没门！当官的如此，何况我？我，小兵一个，光棍一个，赤条条，无亲无故，就是一个“散扁担”，与家乡的“棒棒军”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写字”破例得到一个异地安置的指标，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赶紧脱衣服吧。一时间大宴宾客，不醉不休，生怕左邻右舍不知道；一时间忘乎所以，以为天下老子第一，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有一点倒是不含糊，心里像明镜似地——身边多少写诗的人发愁没饭碗，我已经开始吃香喝辣，这诗不要又何妨？诗之于我已无任何瓜葛。
尔后，换了一家单位校对公文，朝九晚五，雷打不动，按部就班，心满意足。转眼就是2009年的春天，悠哉悠哉去翠湖喝茶，偶遇久违的董老。不料，被这个“老顽童”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大意是这十多年你小子跑到哪里去了，不见人，也不见诗，失去了一些朋友，包括你自己身上曾经还有些可爱的东西，真是可惜。可惜不可惜，不好辩解，不能顶撞，只有打哈哈，笑脸相迎。这位师长却得理不饶人——你小子是不是也变得市侩与圆滑了？一盆冷水劈头盖脸把我浇地拔凉拔凉无地自容。不服气，不得已，回家就注册QQ和博客，赶紧与老先生接上暗号，假装还是一个写作之人。不上网不知道，这世界之大，自己之渺小，与那个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确实没有什么两样，老先生骂的没有错！也就是这个时候，拿出吃奶的力气拼凑了一篇博文发给老先生，希望挣回一点面子，老先生不动声色转给了了无音讯的赵振王，这才得知老兄还在写诗，要出新的诗集，又才去旧书堆里找出老兄当年送给的两本集子，慢慢翻看，看来看去，心潮澎湃，忍不住要说点什么。
说什么？说说赵振王写诗这档子事儿，琢磨琢磨这些写诗的人。怎么说？不好说。因为，有些人写一套做一套，写的做的不一样，亦真亦假，真假难辨，如何下手？转念一想，一个人，不管他有钱无钱、官大官小、发达不发达，也不管他会说不会说、会装不会装、是装孙子还是装大爷，他最怕的是什么？刨祖坟。攻其不备上上策。如是，琢磨一个人，不妨先看看他是怎么来的，再看他是怎么说的，又是怎么做的，一一对照，不会打眼。
赵振王在他的书里说，在滇西农村长大的他“三岁便能与牛羊一道唱山歌”，“是从牧鞭里走出来的”。原来是个乡巴佬。这个人“走出茅屋转身与篱笆墙握手告别时，身上的半毛裤子和蓝卡基上衣与那个叫‘田口’的小村子融洽于同一基调同一色调上。”这个人，当兵前“两次出门都没能走出30公里的远距”，最荣耀的是“用穿草鞋的双脚去踩了昌宁县那块也很粗糙的土地一次”。当兵第四年，“一个秋雨蒙蒙的季节，不知道还有男女式手表之分的阿爸怀里揣着一块‘春城牌’女式手表”，专程到儿子所在的部队奖励当了“一班之长”的赵振王，赵振王说“那远远不止是一头架子猪换来的价值——60元人民币的礼物”，那是“父亲递给儿子的一种超常分量”……看到这里，我算是有些明白了，明白了赵振王多年以后出诗集，为什么一定要把思念母亲怀念父亲的诗句放在开篇的位置，而且写地那样直白，不加“修饰”，不露“声色”。我琢磨，在赵振王看来，与不识汉字的母亲、分不清手表有男式女式之分的父亲“对话”，只能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你玩文化、玩深沉、玩高雅，老实巴交的阿爸阿妈不知所云，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是好——听不懂你那些调调。这个时候，写诗言情，“语言”艺术不艺术已经不重要，把“话”讲清楚说明白最要紧。
这个时候，为人父母，宁要儿子不要诗。有的诗人恰恰相反，诗写地贼美，美地春暖花开，把整个地球人都温暖了，就是不温暖他爹妈。他说，他憋屈，他郁闷，要把自己解决了，一了百了；你倒是解脱了，生你养你砸锅卖铁供着你的父母就不憋屈了？再说，你的那点憋屈，不是《离骚》，不是投江驱水鬼；你的那点郁闷，不是《茶馆》，不是举杯饮凌辱，没有到国恨家仇的份上，不至于忍无可忍，不至于宁可玉碎不要瓦全。再说，这世道，多少人憋屈着，为了一家老小憋屈着，不单单你郁闷；再郁闷，你撑着，不为自己为他人你也要撑着。这又回到了前文所说的“人活着为什么”，“为什么而活”，以及识字写字到底为哪般图什么。这是一个问题。答案又在哪里？以我看，你我小老百姓，不要心气那么高，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就好。一切为了活着。一个人如此，一群人莫不如此。
据此，回头再看赵振王的诗，似乎就有新的发现和解释。试看，赵振王的母亲就是一个明白人，她“活着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为了老屋的延续，也是为了庄稼的延续，为了一切自己认为可以延续的东西。”什么是诗？这份活着就是诗。这份生命的延续就是天大地大的诗魂，就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诗情。没有什么比活着更真实更可贵的！诗不过是对活着的礼赞，礼赞活着的尊严与价值，礼赞人之所以是人的信仰与追求，当然包含着对养育之恩的讴歌与抒怀。赵振王写这东东，无非就是抒发报恩之心，无非选择了一种简洁直白的语言方式。爱到深处，直抒心怀，有一说一，何尝不是一种诗意与盎然。
如是，我们似乎应该推翻先前的论断，必须原谅（准确说是理解）赵振王的“平直”与“平淡”。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此时此刻，是要形式还是要内容，是要表象还是要内涵，一个磨不开的理论话题横在了我们的目前。理论上的东西，是专家们研究的东东，我辈似懂非懂，最好别开黄腔。可以说说的是，赵振王这抉择却是需要勇气的——不是害怕别人说他诗写得不好，而是要亮出自家的“卑微”——进城了，当官了，发达了，“我爹是农民”这样的话，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再去说，许多的人想说也未必说得出口。赵振王则不然，白纸黑字，摆在那里。
——农民就农民，老土就老土，做人作诗不因为换了一身衣服而狐假虎威虚张声势，就是赵振王其人其诗的可爱。
——这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恨分明，天道在这里；情由心生，有感而发，不分浓淡，诗理在这里。
这人这诗，不伪装，我喜欢。
我喜欢是因为我发现赵振王着实变了，身份，地位，吃的穿的用的，说话的方式和口气，包括他笔下的那些文字，能变的似乎都变了，不能变的却没有变。你看他的诗，汉化地明显。当年，他写诗，一口一个“阿爸”与“阿妈”，如今早已改作了“父亲”与“妈妈”；你看他的诗，除了偶尔出现的“彝族”、“彝家”，如今你很难找到“阿黑”、“阿乃”、“打羊”、“打牛”、“跳歌”、“跳月”、“抢婚”、“泼火”，以及“土掌房”、“坨坨肉”、“转转酒”、燃烧的“火把”、不灭的“火塘”和山寨上空那只盘旋的“雄鹰”之类极具民族特质的字眼，而且他还要给不懂汉话的阿妈讲解外来的文化与文明，邀请阿妈“过一次充满萨克斯味的母亲节∕让大三弦站在一旁为她伴奏”。这种变，是适时而变，是可以变的变。千百年来，云南的历史就是变的历史，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收，彼此依存，逐步融合的历史。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民族大团结，就是与时俱进。走出彝家山寨的赵振王，不变怎么可能？而有的东西是不能变的，比如贴在墙头的那五个大字“天地国亲师”，比如长在心里的那份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肉亲情，比如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何况这位母亲不丑，“已经七十岁了∕履行着牧人的职责”。试想，春去秋来，“在农村生活的妈妈”，草青了割草，田荒了种田，与那些浑身是泥风雨兼程的牛羊们相依为命自食其力，年复一年守护着生命的尊严与家的延续。这样的人，当然要讴歌，大书特书也不为过。
看赵振王的诗，不要被他直白的语言所麻痹，要慢慢品尝他那些“平淡”背后的不平淡，别有一番滋味。就说他悼念逝去的亲人，不单单述说亲情，还寄托别的东西，他对远去的父亲和二弟说，不用争着使用猎枪，“对着彩云打鸟∕也不能过于贪心∕省点时间∕去看看奶奶”。这东东已经超越了对家人的思念，暗含对人与自然更深层次更多内涵的关怀。诗写到这个份上，也就差不多了。
三说，赵振王的诗，掐头去尾，美眉似可爱的句子一串串。也就是说，他这东西有些罗嗦，藏着掖着，你得挑三拣四，不挑不拣，看不出他的好，就像美眉藏在一堆庸脂俗粉里。比如，他写《祥云的色彩和味道》，一组长句用了一些平铺直叙的语言，平淡乏味，其中却不乏拟人化的字眼，生动活泼，拈在手上，赏心悦目：“枯萎的苞谷花，扯住/白云闲聊，用最/朴素的语言，提及南方/丝绸之路，以及马锅头/走过的千年旅程/地里长满黄豆南瓜/很多的瓜果，在一旁/补充细节。马锅头们/的爱情，像饱满的谷穗”。再如，他写爱情，“我的心/被你带进带出”，一会上飞机，一会上火车，一会又是挤公共汽车，天上地下拥挤了半天，最后挤出这么一串文字：“被你/捧着的心/一定不要掉在地上/碰碎了事小/弄脏了没法洗干净”。“碰碎了事小”，是不是想说这日子苦点累点甚至疼点不要紧，咱能撑住；“弄脏了没法洗干净”，是不是在暗示你要欺骗我亵渎我那可不行？酸不拉几的背后，一个男人的痴情与自尊，最重要的是爱的尊严，跃然纸上，意味深长。说句糙话，你在外面漂，诱惑再大，不要给老子整顶“帽子”回家——男人的这点小九九（女人何尝不是如此），被赵振王写地如此诗意，如此神圣，不可亵玩，不容侵犯，是个男人吧，有点意思吧。所谓诗歌的意味与艺术的品位，以及作者的价值取向，大概就在这里，好在这里。
说赵振王罗嗦，当然还有证据，证据就是这本《红土之上》。这东东，滇西的山山水水，旧年的恩恩爱爱，陈谷子烂芝麻摊开一大堆，一时半会看不出名堂，也数不出好坏。说他罗嗦，大凡写文章的人都罗嗦，那些比赵振王不知要高多少的高手也不例外。就说老兄在诗文里多次提到的状元郎杨慎，在云南这旮旯玩诗，不认识大名鼎鼎的杨升庵，你敢自称诗人，你丢不起那个人。且不说这个人对云南历史文化贡献之大，就说这个人“吹大风”，吹捧咱昆明，一句“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一语道破这座边城人人有感，感同身受，横竖就是说不出口的那点特质，写到了极致，写活了五百年——历代诗人咏昆明，多少马屁拍在马腿上，一头栽进滇池里，这东东就是淹不死，你说它牛逼不牛逼——一语动春城，一言传天下，这话用在这位先人身上不为过。就是这个云南诗坛的大手笔也免不了罗嗦，你看他的《滇海曲》，“湖荡鱼虾晨积场，市桥灯火夜交光。油窗洞户吴商肆，罗帕封颐僰妇状。”“蘋香波暖泛云津，渔栧樵歌曲水滨。”罗罗嗦嗦，磨磨叽叽，磨了半天才蹦出这惊天一叹——“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要说前几行人人记得，那是鬼话，而后两句谁人不知？精华都在罗嗦里，就像美眉藏在庸脂里；罗嗦是诗人的通病，改不了的。老先生行吟一生罗嗦一生，身后歌赋多如牛毛，多少牛毛随风而逝，这两句却侵入一座城市的骨血，水乳交融，棒打不散。一个人罗嗦一辈子，有那么一行文字在一个地方薪火相传，该知足了，还有何求？不是不求，“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俺春城，俺这称谓（对了，时下这地方改称俺了），算不算就是这么来的，谁也说不准；谁要说与此没有一点关联，那就不厚道了。这座城市，可以揣着大把大把的银子跑去外面走秀（当然少不了要巴结那个要价不菲的中央电视台），秀色秀春，秀这秀那，难道不可以买瓶小酒去看看五百年前免费为俺“做广告”的那个人？人家那广告，按年份记，不按秒杀，十年百年，历久弥新，日久弥固。再说，五百年前，人家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被谪云南，不谪云南，没有破罐子破摔，埋下头去，呕心煮字，沥血行书，拼凑了多少散落在这块土地上的那些叫着文化的碎片，没有那些斑斓的碎片，哪来的那一抹动人的春色？这座城市，不鸟人家，是不是因为早已不流行拆字，改作拆墙了，卯足劲拆老百姓的房子？写诗不如挖墙脚，写到死，写破天，就这结果——你那东东一名不文，不及一堆推倒的破砖烂瓦。
自命不凡的诗人，还写吗？当然写。诗人就是这般不识相，不知趣，不知好歹，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何况，这该拆不该拆的墙，如今都拆得差不多了，哪还有什么墙可以去撞——哥哥妹妹大胆地往前走吧。
往前走，怎么走？瞻前顾后，畏手畏脚，那不叫写诗；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才是诗人。写诗写的就是一个痛快，要的就是大放阙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要说惊人，史上云南还有一个牛逼哄哄牛气冲天的人。先问一句，免得放黄腔，联对算不算所谓的“诗词歌赋”？如果没问题，这人就更不得了，了不得，不得不说。他就是窝在圆通寺后山卖卜的孙髯。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人字髯翁，号颐庵，晚号蛟台老人，自称万树梅花一布衣，康乾年间地地道道的昆明人。这老倌，这字号，一波三折，一折三叹，也是一个罗嗦之人。书上说，这人自幼写有一手好诗文，才高没有八斗，少说也有六七斗，傲气得很。这人因为不愿意接受搜身之辱而放弃科举，终身布衣，晚年贫困，靠摆地摊替人算命勉强糊口，最终客死他乡——据说活了八十，卒于弥勒，反正不是俺昆明——可以归入孤魂野鬼之列。这人，恐怕是书读多了，读呆了，读傻了，读进去了没出来，别说他那年头，就是放在现在，谁“进门”不举手，不被搜一下，多大点事儿，扯不上辱与不辱，难道就他那身骨头摸不得碰不得，也太清高了吧。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写了180个字，挂在大观楼上，“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芒芒空阔无边”；“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情景交融，雄贯古今，慷慨悲歌，气吞山河。
这架势，分明是肚皮饿了，饥不择食，逮着什么咬什么，咬文嚼字咬江山，一口吞下一个活蹦乱跳的云南。
这牙口，这肚量，吓死多少斯文人。
多少斯文人，吃饱了，撑着了，饱暖思淫欲了，哪有心事琢磨这东东。不琢磨不要紧，一琢磨却不得了，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大学士加太傅阮元一马当先，责问“唐宋元明之丰业伟功总归一空”，你在影射谁，岂能容了你！这位曾经的云贵总督大笔一挥，改掉它。入木三分的东东，你蘸点墨水，改得了吗？这位“老大”前脚一走，这东东又原模原样挂了回去，实在是冤枉了阮大人的一手好字。
这个阮元，著作甚丰，颇负文名，位高权重，自负改联，“抖草”抖的却不是地方，抖出一地鸡毛，昆明人不买账。
这地方可爱就可爱在这里——山高皇帝远，我的地盘我做主，古往今来有那么一股剽悍的习气。
再后来发生的事就众所周知了，一位山沟沟里走出来的教书先生踏着鹅毛般的大《雪》，带领一帮饿肚子的人打土豪分田地，扛着大刀长矛在大地上作诗，字里行间多多少少能找到这东东留下来的影子。你说这东东神奇不神奇，两百年后，死灰复燃，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你说阮元的担忧有没有道理，那些死板的文字果然变成了活生生的历史，人家何尝不是一个明白人？古今多少事，事出有因，那因就是酸文人笔尖滚下的字；那些字，又要多少似曾相识燕归来。
燕归来，爱恨情仇，欲说还休，畅言不止。苏东坡刚刚说了“乱石崩云（一说是“穿空”，莫须有），惊涛裂岸（一说是“拍岸”，差远了），卷起千堆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杨升庵接着就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然在，几度夕阳红”。俩老头，丢官了，生气了，拍拍屁股，故国神游，一壶浊酒喜相逢，千杯不醉醉古今。哈哈，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天下英雄惜英雄，看你英雄不英雄。
凑热闹的还有N个杜工部和N个李商隐，“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百花残，春蚕死，蜡炬泪，泪流满面，一泪到天明。这不是拼命是什么？
天明了，谁是谁，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大概就可以看清了；然后，一二三四，各就各位，你敲你的锣，我打我的鼓，锣鼓喧天，各走半边。这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有人“闻香识女人”，玩性感，尽可尽兴；有人“焚字铸干戈”，拼老命，不是不可。一类人写一类诗，一类人发一类情；情到诗到，诗到情到。古往今来，弄文舞墨，就这档子事儿！
不是吗？不信就再说说和珅那点事儿。这人也是一个文化人，功夫不像电视剧里说的那么狗屁。很奇怪，历史上的那些糗事，似乎都与文化人有关；这知识多了是好事还是坏事还真不好说。就说这个文化人，贪婪成性，贪得无厌，地球人都知道，不仅贪文化——总揽四库全书，更贪钱财——吞下的银子富可敌国。他那贪，却是一堆烂肉烂在锅里，贪了老子还给儿子，好歹还在这块土地上打转转。我可没有为这厮辩解什么的意思，大伙不要误会；如若真要替这厮说句公道话，倒是可以说说这厮“对皇上的那份忠心不二”，也就是“好狗不咬主子”——偷吃不算。至于阮元仗势“抖草”，贻笑大方，未必不是一种效忠。说他们是愚忠也罢，说愚忠是腐朽也很，说这些是封建社会的肮脏与糟粕也可以，但这些人好歹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端谁的饭碗，有几斤几两，什么可以肆意拿，什么千万碰不得，多多少少心存敬畏，心有顾忌。而我们有的人，得了当今制度的便宜，手里有了几个小钱，想的是造反，东奔西跑，煽风点火，那里人多往那里嚷嚷，说什么房价不是高了而是低了，有人就该住大房子，有人就该没房住，不制造社会对立他不痛快，天下不乱到不可收拾他不后快，摆明了要搅浑水，浑水摸鱼，摸个鱼死网破。国破了，又管他屁事，他有绿卡，早已溜之大吉。你说他可恶不可恶？可恶之人，李鸿章也算一个。权倾一时的李中堂，大清国的最后一根顶梁柱，后世骂他“卖国贼”。书本上这样说，未免有些脸谱化，也未免有些情绪化，人家在洋文后面写下那些屈辱的中国字一定有人家的无可奈何与难言之隐。其实，人家做事不含糊，该争的人家争了，只是他争不了，也不争气；该做的人家也做了，不是说改革开放可以救中国吗，人家那是大刀阔斧，人家那个干净利索，一场洋务运动鸟枪换大炮，换来的都是些货真价值的洋玩意，至于能不能救中国另当别论，至于造枪造炮顺带造点银子装进自家腰包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我要说的是，这个忧国忧民忍辱负重的李中堂，这个栽培了一批热血男儿忠勇之士的李大人，所贪之巨堪比前清和大人就有点让人想不通了——他那银子可不单单是银子，早已兑换成了花花绿绿的“外汇”，窝在洋人的保险柜里，谁也甭想收回来。这贪也不能这个贪法，这窝赃也不能窝在老外的兜里，摆明了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望洋兴叹，奈他不何。书上说，火烧圆明园之后，李氏后人漂洋过海吃香喝辣衣食无忧，道道原来在这里。这就是开放的好，好东西可以拿进来，好东西也可以弄出去；这就是放开的好，可以放开手脚做好事，也可以放开手脚干坏事。好与不好，别赖国度，也别赖什么制度，关键在人。再万恶的社会总有仁义之士，再民主的国家总有歹毒之人，有的国家的当家人脑袋发热，想打谁就打谁，说打就打，打了你能如何？活该你萨达姆倒霉。
书上还说，这个李中堂看好一个满腹经纶的学生，也就是他后来的女婿张佩纶，希望他帮把手救中国。这个张佩纶，动嘴动笔是把好手，动枪动炮就差远了，让他去海边打鬼子，血本无归，葬送了大清朝最后一点拿得出手的家底。这个书呆子后来养了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儿子，儿子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可不得了，她就是前文说到的那位大名鼎鼎的张爱玲。
话说到这份上，不用再打肚皮官司了吧，不难理解张爱玲为什么“人约黄昏后”，“人鬼情未了”了吧，也不难理解《色·戒》在回避什么又在鼓吹什么了吧？这个张爱玲，不屑写，不会写，也写不出“南泥湾”，更别谈“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让公鸡当游泳教练，既毁了公鸡，也毁了事业。那不是扯谈吗？树有根，水有源，什么鸟儿唱什么歌。
那么，赵振王这只鸟又能唱一些什么呢？
这个乡巴佬，除了他家乡那几条河，河边的那些山山水水人来人往恩恩爱爱，他还能唠叨什么，又能罗嗦什么？《红土之上》三江并流藏着掖着赵振王什么样的感慨与情怀？不妨拿来看看。果不其然，恋乡是这东东的主旋律，也是赵振王最能罗嗦的。
穿越梦，经过澜沧江/我回到了出生地/小溪，冲走我的胎衣
我弯腰卷起裤腿/泥土里，自己的童年/怯怯的笑着
怒江的某个漩涡/是我手中的一碗酒/与找窝的蜜蜂猜上两拳/酒类的液体/都是情的佳酿
金沙江的涛声/附和着吆马的男人/吼着跑调的山歌/在滇北的土地/穿行/我的祖先赶马/我开车/道理同出一辙
我的父老乡亲/没有过星期的习惯/他们在农历里/均匀地呼吸/高兴了还哼几句小调
古道/是汉代扔过来的一颗石子/留下的抛物线/这颗石子/飘落在今天/我的目光前/就有上千年的马帮/来来往往
刚入梦/我就成了一匹马/被人吆着/走在古道上
跟在我尾巴后面的赶马人/好像面熟/却想不起那人究竟是谁/还与我同路/而且凌驾于我之上
其实我也不想/弄那么明白/被人吆着/与被人牵着/都是一个道理
巍山站在高处/无可挑剔/南诏的发祥地/永远不失她的风范和风骨/紧紧地牵着建水/行走岁月/无边无岸的征程
不讲渊源/就是最大的背叛……
想家了，哪个男儿不感叹？赵振王的这份乡念，人之常情，不难理解，就是一个“马锅头的后代”“站在马铃声后，遥望/先人的情节，把远方的故事/收藏在想象的竹箩筐里”；就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娃儿站在老家的菜园子里，“与傲立风中的苞谷/比着个头”，“与苞谷杆，一起成为/产生炊烟的柴火”；就是一个想家念家的人“和种子以及庄稼对歌”。这样的诗句美不美，当然美，美得有些轻飘飘，相当地休闲。这份休闲是如今的城里人都有的闲情，去一次农家乐，可以拎回一大筐。咋一看，这东东没什么意思；细一想，这东东欲言又止，仿佛还藏着点什么。
这东东唠叨了半天，说一个人“不讲渊源，就是最大的背叛”，这个观点不稀奇；罗嗦了半天，说一个人活着就是一匹马，“被人吆着”，“被人牵着”，这个说法却费思量。这哪是休闲，分明是自寻烦恼，字里行间藏着掖着无穷无尽的苦闷——试看，眼前这庄稼，活着吧，绿油油地，你说它是为了“生长”还是为了被人“收割”；试问，你说这人活着，是被人“吆着”还是被人“牵着”，又被谁“吆着”被谁“牵着”，我辈又能不能吆喝一下子别的人？不琢磨无所谓，一琢磨大有所谓。写诗写诗，写到这时候，到了这分寸，那才叫诗，那才有嚼头。
很可惜，刚刚嚼出点滋味，赵振王就撂挑子，转身而去，丢下一句不想弄那么明白就溜了。这家伙不是不明白，而是装不明白，玩起了躲猫猫。你的那点猫腻是藏不住的。谁不知道这世界是大人物的世界？不要小瞧大人物，不要拿他不当回事，他就是不吆喝你就牵引你的那个人。所谓的大人物，不管他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要尊重他的“兼济天下”抑或“独善其身”，因为他就是马锅头，这马车的方向盘就在他手中，他高兴大家平安回家，他不高兴大家车毁人亡，由得他，由不得你。就说那个弯下腰留下一座紫禁城的人，还有那个舍弃兄弟不舍弃孟良崮的人，你敢小瞧他？多少人被他吆着牵着走进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深处。你能鄙视他？功过是非不是非白即黑那么简单明了，不好说。所谓小人物，从来不容易，也从来最善变，说句有奶便是娘不为过，中国的许多事和那些事情背后的变故，未必都是因为大人物心肠有多狠，手段有多毒，未必不是小人物见风使舵，唯利是图。难怪人家像割韭菜一样收拾你！
问题是，这人毕竟不是不说话的庄稼，想咋收拾就咋收拾，人总有那么点血性吧？再说，“红土之上”是什么地方？那是“余师打鬼子”的地方，没有一点血性就不是滇西了。令人欣慰的是，这本集子除了彝人对先祖的深情歌唱，游子对家园的真实感念，还散发着军人的血性与气概。赵振王行吟滇西，《遥望松山》、《走过707》和《龙陵县城，那座坚硬的碉堡》，看到的不只是蓝天白云，还有“驼峰航线上，穿越白云蓝天的抗战机群”；不只是“挂满黄皮梨的果树/在山风中，摇来摇去”,还有脚下这块土地的苦难。
六十多年前的祖国
虚弱得
守不住一道国门
滇西决堤
只能用怒江
挡住倭寇的铁蹄
侵略者
在美丽的松山
修筑工事
打战和掠夺
在我们的祖坟上
随意动土
诗人看不下去了，诗人愤怒了，像滚滚怒江不屈的波涛一样愤慨，以“浓稠而滚烫的血”，用“军人拼杀的姿势”，挥洒诗句：“抗日战争的时候/怒江就是一把锋利的大刀/那小鬼子，最终不敢/在铮亮的刀面上玩命/江东的红土地/红得像/一树灿烂的攀枝花”。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诗人的豪迈，军人的职守，还有彝人的那一腔热血，跃然纸上，渗透纸背。
这就是我看到的《红土之上》的赵振王，敢爱敢恨，爱憎分明。不像有的人，名为军队的文艺工作者，穿着军装，拿着军饷，不唱军歌，不写军人，不守本分，不是一个好同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看来，赵振王最拿手的作品，动作最漂亮的文字，正是他的军旅诗。他收录在军旅诗集《口令之上》，和放在网上“摸爬滚打”的那些诗句，动感，抒情，写意，还有那么一点空灵，语言风格判若两人，更具诗歌的张力、特质和艺术水准，不像这册《红土之上》文字平直、意象单薄，不重视营造语言的视觉效果和冲击力。而且这东东最后两页还夹带了一篇滥竽充数的东西，让人费解。
在诗集的最后，我很不情愿地看到一串被标签为朗诵诗《苏帕河颂》的句子。拎起这串长达180多行的长句，左看右看，头两节拟人化的句子还像那么回事，“苏帕河的涛声啊/你在向大地诉说着什么/茄子山水库的浪花/你在向世人展示着什么”。所谓朗诵诗，开篇“吼两句”是应该的。原以为老兄在“清嗓子”，接下了要美美地抒发一番豪情，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大段大段的首长训话，令人生厌。
改制后的苏帕河/在省电投的领导下/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创造新的神话
阿鸠田乌泥河象达/个个提前完工/实现了投资节约/质量优良的目标
苏帕河人/还创建了/国内最大沉沙池/和单台冲击式机组容量/两个全国第一
苏帕河人/在科学管理上/取得了可喜的硕果/苏帕河人/在优质高效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这是什么东东？老兄啊老兄，这分明是你当领导的发言稿嘛。做工作报告，可以，非它莫属；搞汇报演出，可以，权当串联词。用它冒充诗歌，则不成。这就是老兄的不是了。
换言之，歌颂水利工程的建设者不是不可以，拍拍工人老大哥的“马屁”没问题，不仅没问题，而且要褒奖，只是这“马屁”要拍在位置上。“拍马屁”也是一门艺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啊，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什么叫“拍马屁”？这才叫“拍马屁”。千百年来，拍在这个份上，拍到如此高度，前无古人，很久很久以后有不有来者还不好说。这东东未必像某些人出于政治考量所指责的那样恶俗；政治上的事，不说也罢，单就“写作”本身而言，所谓的比、兴、赋，所谓的拟人、化物、象征、通感，这东东用活了，写绝了。
这东东就是信天游，“我唱我心”；就是那花儿，“心花怒放”。
这东东——发乎感情，止于激情，咏物寄情，抒情言志，不是诗又是什么？
我们的评论家大可不必一棍子打死一概否决！
一定要否决，可以否决它的政治属性。然而，就是否决它的政治属性，何尝不是用你的属性替换他的属性，何尝不是新的政治？政治就这么讨厌？再说，历史上的那些经典，不止抒情，而且言志，好在言志，与政治挂钩的东东多了，你怎么不否决？谁又否决得了？正如所谓的人性，何尝不是穿着衣服的兽性，这人对非人的物件、对自然界的东东、对自己圈子以外的那些人与事，几时手软过？正如所谓的民主，何尝没有三六九等，何尝不是你的月亮比我的月亮圆，何尝不是一部分人的民主，另一部分人的不民主？政治上的东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说得清吗？
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人学。是人就有想法，有想法就有索求，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索求，不要因为有人曾经煽动了你的索求，利用了你的索求，你就排斥政治，否决信仰。
什么是学问？学问就是人在发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问题，“衣食无忧”与“衣食无着”当然想不到一块，也走不到一块，为什么不承认他们之间的差距，担心什么，又害怕什么？
什么又是艺术？如果“桃红柳绿”是艺术，是大自然的艺术；如果“脱了衣服”是艺术，是人体的艺术；如果“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艺术，是思想者独立者自由者的艺术……“我把党来比母亲”就不是艺术？何尝不是饿肚子找饭吃的人的艺术！
百年中国，驱除列强，不要讲什么鞑虏；六十年甲子，翻身做主，不要否认扬眉吐气；三十年轮回，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不要奢望白猫会主动分给黑猫几只耗子……多大点事儿，不就是有人振臂一呼，人人从之，拼着小命找饭吃？
写字读书为了吃饭——肚子越饿越要啃书本；
进城打工为了吃饭——千万别生气更别跳楼；
漂洋过海为了吃饭——吃惯了面包就别回来。
你说这人，谁不是为了吃饱吃好，吃出滋味，吃出尊严？你说这人，谁比谁精神，谁比谁窝囊？鸡鸭鱼肉，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各取所需；各吃各的，吃好就好。
从农村到城市，从彝人到军人，从士兵到干部，无时无刻不写诗。对赵振王这样的人来说，诗的成长与演变，不是稀里糊涂打哈哈，不是用来吟风弄月，不是闻香识女人，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为了活着而呼喊，而是因为活着而歌唱，而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根本，而是一个民族五千年经国之大业。
对这样的人来说，诗歌最男儿，是一个男人的战斗，是像一个男人去战斗。
——与时间战斗，与光阴战斗，这人这命多活一天是一天，这诗这字能活多久活多久！
延伸阅读：关于赵振王
赵振王，彝族作家，军旅诗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作家协会理事、保山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品多次被译成彝、蒙古、维吾尔、景颇、傣、傈僳、藏、朝鲜文发表。先后出版诗集《生命线》《我从哨位走来》《口令之上》《红土之上》和散文集《橄榄鸽》《同路人》等6部。主编报告文学集《云岭哨兵》（云南民族出版社）和《战场静悄悄-武警缉毒缉私篇》（军事科学出版社）2部。
作品散见于《十月》、《人民文学》、《民族文学》、《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青春》和《散文诗》、《橄榄绿》等报刊。就读鲁迅文学院第四期高研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