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需要以关键词的形式来对著名彝族作家李智红的散文创作做一个概括的话，我相信“行走”与“栖居”是不可缺席的。从这两个词眼中折射出的内蕴，不仅仅是他多年来创作的独特审美风韵，更是一种他一直以来所坚守的写作姿态。而且，不管是“行走”还是“栖居”，都有着相同的心理指归，那就是他所倾情的高原，作为一位行者，他与自己的文字始终游走于这一片宏阔土地之上。
对于云南的作家来说，“边地”是他们身上所特有的一种标识，既是一种边缘，却又意味着另一种别样的风景与审美书写。而且这种书写不仅仅在于神秘与幽远，更内敛着一种深不可测的苍莽与辽阔。因此，云南作家无不以“高原之子”而自豪，李智红也不例外。李智红的写作从最初踏入文坛开始，就是诗与文并进的。所以，很难说清楚哪一种文体是他更擅长或是更能体现他创作风格的。不过，或许正是因为诗情与文情如此交融，所以在他的散文写作中，迸发的才是浓郁的诗意和诗性的哲思。
行走，是对于高原的体验，也是对这幅边地风景的个性解读。在他的记录之下，十万大山“极尽苍茫之势，极尽艰险之态，极尽博大之魂……群峰交叠，雄姿英发，那么整齐划一，那么宁静肃穆。分明除了骨头，就是一些充满着生命意味的凝固和拷贝。”（《十万大山》）与之相伴的是“既能翱翔于九天，又能够俯垂于大地的苍鹰。”虽然孤独，却骄傲、尊严。（《香格里拉上空的苍鹰》）有着苍莽与壮阔，也有着秀美与恬静，“任何美丽的生命，都能够在这块土地上放纵地生长，自由地栖息。独树可茁壮成森林，软水能交汇出大江。丝绸般平展的田畴，生长着丰饶的五谷。翡翠般碧绿深邃的林海，是大象和孔雀生息繁衍的乐园。”（《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像梦境一般深邃神秘的泸沽湖“在群山和天空的怀抱中，她始终宁静而吉祥地碧绿着，并且时时都在不经意地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文化意蕴。”（《比梦境更为遥远的湖泊》）无论是沧桑的东巴古城，还是静谧的香格里拉，抑或是幽远的洱海之源，都被作家以诗一般的笔触采撷到了自己的文字当中，“走进滇西高原，连最强悍的生命也感觉是走进了穷途末路。群峰连绵，万山纵横排磕，就仿佛是奔腾向天空的衣裙桀骜不驯的野马。”（《滇西大高原》）。
关于“边地”的书写，在文学史上从来就是一幅别样的风景，从汉唐边塞诗人对于边疆兵戎生活和狼烟大漠的赞歌，到五四时期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风情，再到新时期以来的“寻根文学”热以及以少数民族作家为主体的边地书写，个中折射的都是与“中心”迥然而异的审美风尚。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与自己身处的时空相互呼应的，将李智红对于滇西高原的书写放置于这样一条文学史的线索以及更广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来考量，更能够体察到他创作当中对于“边地”的文化意义维度之上的构建。而且，这样的边地书写的独特并不仅仅出于地理环境意义上的边缘与新奇，而是由于世居于此的作家本身就被烙上了高原的底色，因为从生命最初一刻的开始，他灵与肉就已经与这片土地高度地融合在了一起。
李智红以世居者的身份言说，就更加的如鱼得水，能够在平常之中发现深刻与永恒，而并非像观光客一般以旁观者的猎奇眼光来打量，结果得到的始终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一般的迷离。
李智红以安详的脚步丈量大地，在平静的文字内里涌动着的，则是情感的沸腾。他与脚下的土地可谓是血脉相连，他书写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情世故以及自己的爱恨情愁。更可贵的是他在自己的“文字行走”之中，还在以一个文学家的眼光来进行着文化学层面的思考。他要寻找的是“这千年古道遗落在岁月冥晦中的那份恢弘，那份凝重，那份无可名状的灿烂。”（《一碗水》）以及那种“早已消亡或者至今依然存活着的某种精神，某种品质，某种凝重而厚实的积淀和内蕴。”（《走笔博南古道》）比起他人来说，他的文学话语就更具有了情感的饱满度，他努力于在自己的文本之中建立起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拉近我们与逝去时空的距离，为历史营造了更多的现场感。因此，他对于历史的检视就少了生硬的标本辑录，而多了几分人文关怀。
对于滇西高原来说，李智红是一个游历者，一个书写者，更是一个世居者与思考者。当他以“文明碎片捡拾者”的身份寻访一座屹立千年的古桥时，他得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千百年来生命与文明的积淀与相守，（《永生看守一座桥》）并且这样的相守还将延续下去，因为在作家看来，历史“早就在我们的血缘和精神世界中，镂刻下了它那永远让我们无力排遣，无从逃避的关联和契结。”（《走笔博南古道》）边地是作家生命的原乡，也是梦想的归宿，这块高原土地对作家而言，是一个走不出的情意结，所以他的“行走”注定要归于“栖居”。
表面上看来，现代人似乎已经摆脱了传统、亲情、大地等等的“束缚”，而实际上这种摆脱却迈向了虚空，疏离了一直栖居着的大地，这也直接导致了生命的失重、失真状态。越是进入现代，生活的喧嚣就越是让人陷入虚空，在这样一个鲍曼谓之为“液态的现代世界”之中，一切都“像所有流体一样，它无法停下来并保持长久不变……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差不多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稳定的状态”成为奢求，每一个相交往的人、每一件所经历的事，都在不断地变为故人、往事，同时又迅速地消逝，向前的速度意味着发展，同时也意味着遗失。这也是对于“乡愁”的向往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维度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也就很好理解为何现在旅游如此盛行，因为人们都将其视为是一种变形的“返乡”，都试图在一次拟像化的游历中，重新获得新鲜活力。同样，那些“寻根小说”以及边地书写都可谓是一种乡愁语境之中的返乡努力。而在李智红的散文世界中，不管是我们提到的“行走”、“栖居”，还是他一直倾情书写的“滇西高原”，都已经成为了“乡愁”的同义词。
被现代都市的喧闹步调踏乱了的心，只要归于这块乡土，就只有亘古的宁静与安详相伴，“在这寂静的高原村夜，除了自然界那些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声响之外，便再没了其他的喧闹和扰攘。这样的夜让我感慨不已，神往不已。……只有在这止水一样宁静的乡村之夜，我整个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彻底的松弛而进入真正的休息。”（《夜宿傈僳坪》）在这样的时空之中，感受得“更多的是一种坚忍，一种倔强，一种生命的坦荡和安详”，（《江那边的寨子》）在这种边缘之地，文明的触角尽管蛮横，却也有心无力，纵然所处为“文明与蛮荒的边缘，一切都是那么的古朴，那么的久远，那么的漫长。又一切都是那么深奥莫测，甚至让你触摸不到它本质的根须。”（《故乡在云南西部》）这样的“栖居”意味着浮沉尘世中的疲惫心灵所祈盼的一次沐浴与休憩，同时也在描绘着一种和谐的状态。燕子将自己的巢筑在人们的房檐之下，与人类相伴生活，它也被亲切地称为“家雀”。（《燕儿的村落》）在这里不仅仅“对牛弹琴”是说得通的，甚至“对牛唱歌”亦是习以为常：“耕田垦地之时，每当犁牛人唱起牛歌，那牛儿就会十分地温顺和驯服。脚步稳健，性情平和，高竖着耳朵，轻摇着尾巴，一来一去十分卖力。人与牛对话，人与大自然对话，情感融融，谐趣融融。”（《古道牛歌》）不仅自然界如此，就是生活于此的山民们也是一样的质朴、纯粹，与山水、自然相得益彰，“作为一个一无权柄在手，二无横财缠腰的普通作家”，在这里感受到的只有浓浓的乡音与亲情。（《在古道边的彝寨过大年》）不论是“乡思如藕”、“蛙鸣如鼓”，抑或是“峡谷听蝉”，作家笔下的这些休憩与和谐，都是对于“诗意地栖居”最完整的表达。
海德格尔对于“诗意地栖居”这一状态的描述，实质上来源于他对于人的“本真性”的探讨。人自始至终都是在大地上栖居着的，只不过状态不一而已。而且，在现代生活潮流之中，人的栖居由于劳作、由于功利等等从而缺失了一种自然的和谐，而他的哲学正是主张人可以通过诗意的言说来拒斥主体的主体性，从而把主体转移到沉思的客体中与之统一和谐。写作即是一种诗意言说的具象化，在自己的文字编织中，李智红完成的是一次“纸上还乡”，这样的“乡愁”书写并非仅仅要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建构一个桃花源，也并非要确定地指向某一个实体性的“家”，而是一种建立在记忆与实存同构的基础之上的现实关怀，它能够修复现代人普遍存在的失落与焦虑。
在李智红关于滇西世界的散文书写里，“行走”与“栖居”恰如两条迥异的河流，一条奔放不羁又不失细腻，始终向着高原流淌；另一条则温婉凝静亦坚忍执着，散发着诗意的乡愁。两种不同却又互补互辅的审美情趣，在这样互洇互渗的状态中构成了一种张力的呈现。当这种张力与高原大地以及千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之上传承不息的血脉相互交织在一起时，关于高原的一种苍凉、浑厚的意境，就浑然天成了。在这种意境中，包含着作家关于历史、文化和人的观念，也包含着作家自己对于历史、文化和人的独特理解和阐释。
当我们在尘世的藩篱之中挣扎不已时，都更应该认真听一听作家在文字中所贯注的这些呐喊，这些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