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说永远没有生活精彩！这是我这些年来对小说写作一种很悲观的判断。1982年，我就是在《金沙江文艺》上发表短篇小说《我爱家乡的山和水……》走上文坛的，那时的小说在我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理想和责任。而如今的小说，比起现实社会，总是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无所作为！就是拿小说来消遣打发时光，这样的一种休闲生活方式，也早就被人们所遗弃。小说怎么了？小说病了？小说死了？作为一名写作人，不满又困惑，无处诉说与交流。
楚雄作家与《边疆文学》总编潘灵合影
乙未羊年8月6日，我终于迎来了这样一个释疑的机会。中午1点，南华县文联主席李天永率领普显宏、徐社川、自崇华、刘哲4作者北上直奔荷城姚安，参加姚安县文联邀请《边疆文学》主编潘灵的文学讲座。近期姚安县文联组织的文学活动影响甚大，8月2日刚结束首届“荷花诗会”，百余位诗人聚集荷城，口吐华章。才过三天又举行这样一个名家的文学讲座，引来微信朋友们的羡慕：你们楚雄咋会有这么多的文学活动？
感谢姚安文联饶云华主席的邀请，有幸与南华同仁一起聆听著名作家潘灵的这样一个小说讲座。两天前李天永就打电话给我，我犹犹豫豫，担心没有时间去听讲座，天助我矣！恰巧遇这两天单位安排我到疾控中心培训，今天考试后会议提前结束，刚好能去参加潘灵的这个讲座。听讲座的除姚安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外，就是邻县南华、牟定、大姚三县的作家了。
讲座从两点半开始。潘灵低调，拉拉杂杂讲了约一个半小时，又花半小时互动，回答了三位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提出的三个问题。潘灵讲座的主要内容，我已作了重点记录，我会将自己的理解体会写下来。
楚雄作家聆听潘灵小说讲座现场
一个文学讲座的功能，不仅仅是文学授课与学习交流这么简单，更不是去吃那一顿饭，而是一场融入了社会意义的文学活动，更多的事情是“功夫在诗外”。在会上，我又见到了那些久违的文友：饶云华、段海珍、董家成，三十多年前就在州文联一起开会、后来失联的马华礼，第一次见到了我关注的农民作家卓清琼和姚安写文史的作家朱德宣。没见到牟定文联原主席段绍东，才知道家乡牟定的文联又换领导了，这天是牟定文联的宋主席上任以来参加的第一次文学活动，同行的还有陈冬和王艳霞。大姚文联的起云金主席也没有来，听说公休外出旅游去了，就只见到李婕琼和齐齐。
尘世喧嚣，世事浮躁，一个人频繁的参与文学活动不是一件好事，就像大量的自费出书不一定是好事一样。但文学活动“有”总比“没有”好，“出书”总比“不出书好”，“有声气”总比“没声气”好。
二
这次到姚安听《边疆文学》总编潘灵的小说讲座，我非常珍惜此机缘，很多文学机缘对我来说第一次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故我做了传统的笔记，还用手机相机录了音，拍了视频，在互联网上发了许多即时信息。但路数太多反而使我的听讲显得有点手忙脚乱。但大部分讲座的精髓要点我还是记下来了，愿与大家分享。
写小说的三个准备：写小说需要做准备吗？这问题我没想过，我认为除了个人生活积累和小说写作技巧之类，写小说是没有刻意要去准备的（柳青、浩然为写长篇小说《创业史》、《艳阳天》，曾特意到农村与农民呆了十几年）。但潘灵说写小说要做“三个准备”，我认为这是他的个人经验。一、什么事都不做，熟读唐诗宋词，背上他三个月，目的就是找到小说的语感（说着他嘡嘡嘡背了几首唐诗）。二、一定要读中国的四大名著。潘灵说自己小时候读的是连环画，至今写出的小说形式也是一个画面一个画面的，不用多少改动就可以拍影视剧。我至今没读过四大名著。三、要读一点外国小说，像莫泊桑、雨果、巴尔扎克、马克吐温的小说。这些功课做足了以后，看看自己有没有故事？千万不要把事故当故事，故事来源于生活，要写那些对人生、审美有意义的东西。写小说之前，可以练习诗歌、散文，诗歌可以使语言干净，散文可以磨练你的耐心和细致。不要轻易向大刊物发作品！不知这是什么意思，我是觉得上大刊太难了。
什么是好故事？潘灵认为小说家应是讲故事的高手，一个好的故事需要设计，有异向思维，把土匪写成教授，也能把教授写成土匪。一个好的故事要有“启承转合”的特点，从发生，再承脉，峰回路转，最后合为一体。潘总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给我们列举了三个好故事。
故事一，是浩然的一篇小说，其中写了十只鸡砍九只的故事，描写的人物是“一根筋”老汉。说家中来了贵客，老汉杀鸡待客。家中10只鸡9母1公，与老汉对抗的是那只大公鸡。公鸡从地上跳到桌子上，打翻了碗碟；又从桌上跳到墙上，最后从墙上又飞跳到房顶上逃脱了主人的追杀。在一次次的升级对抗中，公鸡让老汉脸面丧尽，尊严全无。恼羞成怒的老汉，转身把无辜的9只母鸡杀了，并对着房顶上的那只公鸡吼道：“我让你断子绝孙！”
故事二，是个四十与一的故事。说前苏联大革命时期，红军与白军打仗，一名英勇的女红军几年间消灭了40名白军。有一天，这名女红军与一名白军军官流落到了一个孤岛上，两人从此相知相恋相爱，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但是有一天，白军军官发现有部队来援救自己，就兴高采烈朝着自己的部队奔去。女红军则慢慢端起枪瞄准，最后扣动扳机将自己的“丈夫”打死。
故事三，一个土匪头子与一个大富人家姨太太的故事。说是一个土匪头子杀死了富人一家，并掳走了美貌无比的姨太太。读者可能想到了土匪的粗暴与野蛮。但故事不是这样的。土匪每晚来找他的美人，但又不碰她一指头，而是每晚来了后就给她讲一个故事，讲完后自己就走了，并没有动她一手指头。终于有一天，美人也被土匪的故事感动了，一下子投入了土匪的怀抱。
小说要过“三关”：一要过“角度关”。潘灵没有多说。我理解的是作家写小说时所选择的切入角度，一个好的“角度”会让故事增色不少。如莫言小说《红高粱》，一开头就以那种“我爷爷……”的口气说故事，扩展了叙事空间和加深了神秘色彩。二、入情关，即人物、故事要合乎情感逻辑，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潘灵也没有多讲）。三、入理关，理即“道理”。有因果报应不是好故事，好人一辈子不一定有好报，坏人反而一辈子活得很潇洒。好情节离不开对抗，戏剧就是有强力对抗的东西。作家一定要学着挑战自己，同时也要接受读者的挑战。小说靠语言来完成，对话，叙述，描写，是一门语言艺术。小说要写得笨一点，写得风趣幽默一点，还有就是写作不能太“正直”，要有一些弯弯绕绕，反反复复。水至清则无鱼！鱼往往在浑水的地方，在泥沙腐叶之下。
潘灵小说讲座精彩片断（我的记录和理解或许有出入）：好的东西一定要记住（这与潘灵前面讲的“背诵唐诗宋词”是一致的。讲座中，恰巧舒婷从青岛打电话给潘灵，潘灵接了电话后就又谈起了舒婷、顾城和北岛，他说他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标志性人物，并给我们背诵了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黑眼睛》，北岛的《回答》）。潘灵说：写作不一定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关键是发现悲和美。小说最难写的是对话。写小说下手要狠，把人物关系一下子推到极致。两难选择是文学中最好的命题（说到“两难”，潘灵讲了自己家中的故事。他的农民兄弟到昆明打工，结婚后生了个非常漂亮、绝顶聪明、十分讨人喜爱的女孩，潘灵还为她起了个十分浪漫的名字，叫潘雨朵。可“天使”也有缺陷！一哭起来就显得十分难受，领到医院一检查，心脏上有一个洞，是先天性的。潘灵准备拿出二十万到北京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为侄女做手术。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咨询医生后知道了手术的风险及孩子今后的生活质量。救与不救成了他这生中最难的“两难”选择……后来，是孩子的爷爷不信邪，自己带孙女回昭通请草太医用民间偏方治疗，结果不治身亡。）文学永远不为宣传服务，永远不为政治服务，而是为人的精神服务，为灵魂服务。好的小说永远有细节，由无数细节串起来。要注重细节描写，好的细节，往往出人意料。怎么捕捉细节？潘灵讲了海明威获诺奖的《老人与海》：绝望之中的老渔夫好不容易捕获了一条大马林鱼，高兴之余噩运却随即而来，一群鲨鱼抢夺了渔夫的战利品。在与鲨鱼的对抗中，渔夫动用了所有武器：鱼叉、鱼刀、桨、短棍、舵把……最终，精疲力竭的老人拖回一架鱼骨头。老渔夫的每一次心理变化，每一次与鲨鱼搏斗的细节，作家写得细腻且有精神气质。老渔夫从无鱼到有鱼，继而失鱼。虽然结果都一样，但“过程”却证明了渔夫不愧是英雄。写小说，首先人物要站得起来，不能写趴下，栩栩如生，有个性，性格最重要，一个与另一个不一样。人与人不一样。一娘生九子，九子不一样。二律背叛定律：优点可能是缺点，缺点也可能是优点。写人的尊严，写人的坚守，一定要写出人文精神。中国小说与世界小说相比缺的就是这些东西（人文关怀）。最好的小说人物是汪精卫，人长得最子弟、最帅气，有英雄气节，对爱情忠贞不渝，最后却成了大汉奸！其实汪精卫就是个纯粹的文人。写小说要看无数的碟片，从中可以受到无数的启发（第一次听说，我理解是不是还有无数鲜活的细节）。楚雄、大理作家的毛病，就是心胸不够大度，作品不够大气，圈子间缺少交流和包容，思想上放不开，纠结于一时的名利，患得患失，满足于一些小地方上的发表和影响。稍微有点名气就在微信上不断扰民，晒自己发表的作品。一个作家，在宏观层面上，要知道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学进程，要把握住时代的悲哀，多关注那些小人物的命运。小事情，小人物往往能干出大事情。没有那一门类的职业是低下的，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比农民工还活得差。好的文学有三个层次：1、文化；2、哲学；3、宗教。中国的文学没有宗教，只有两个层次：文化和哲学。一个作家要有代表作意识，不要仅满足于小文章的发表。平时可以少写一点，写那些让人记得住你的东西，自传性的东西就容易做到。我们大部分的作家，往往写的太假，太不真实，太不熟悉。连行贿都不会，写什么反腐小说？作家要找到自己的强项，像雷平阳，写“死”！要想在文学上发展自己到一定高度，有两个东西区分与别人，一是生命气质；二是个性气质。四十岁以前一定要写出自己的代表作，否则你再努力也会沉寂为过客。医生要在大医院才会有名气，才可能成为名医；但小地方并不影响你成为一名大作家！做人要谦虚、低调，为文则要张狂一点。文学有个“一万小时定律”，即文学写作需要坚持，作家需要历练，包括多走多读和多写，是一场马拉松赛，坚持到最后才能见分晓。一个作家要找准自己的方向发展，即角色认定，要敢于冒险，相信读者的智商（我们现在一些作家，不自觉的禁区太多，这样不能写，那样也不敢写。编辑也是，这样不能发，那样也不敢发）。不可妄自菲薄，也不要悲观厌世。作品写出来后要放一放，听取一下其他作家的意见，很多作品回头留下很多遗憾。文学不是苦出来的（作家也不是在大学里能培养出来的），而是玩出来的（这里的“玩”，不是说随便写写，而是指作家对文学所产生的兴致，是一种写作心态）！选择文学其实是丰富自己，热爱文学的过程很重要，坚持写作很重要，但成不成作家、名作家并不重要！一定要把写作当做一种追求并快乐着，如果感觉累不一定去写作，不赞同自费出书。
潘灵认为小说家要多写中篇，中篇在故事结构，语言叙事上最能历练出一个作家的写作技巧。不管悲与喜，要写出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潘灵最欣赏徐贵祥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想投奔国军的结果撞上了八路军，想投奔八路军的却遇上了国民党。这种鬼使神差，阴差阳错的巧合，使整部小说的人物性格、命运，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都有了颠覆性和戏剧性的冲突，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楚雄作家向潘灵请教小说创作技巧
讲座的最后是潘灵与楚雄作家互动，作家们提出自己的问题，潘灵现场回答。穿一身红裙子的姚安女作家罗家裕提了个“如何给小说起名”的问题。潘灵说给小说起名一定要大气，不要太抒情，也不要太矫情。他列举了自己的一部小说，原来叫《路上的青春》，后来听别人的建议，加了个“半”字，叫《半路上的青春》，增色不少。一个教师模样的中年作家提了个“为什么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老是不能打动自己，写作时没有激情？”。潘灵说不要什么都去写，要等有了“感觉”再去写。要仔细观察生活，多思考问题，用心感悟，捕捉有趣的细节乃至生活中的闪光点。牟定文联的诗人陈冬提了个“文学如何以柔克刚”的问题。潘灵说，雷平阳的诗歌，外柔里硬，有思考有深度，可以和挖掘机对抗。文学是弱者的东西，也是弱者的胜利，如果文学成了强权、强盗，那就是法西斯文学了。
三
第一眼见到潘灵，墩厚，结实，随和，没有一点架子，派头不像省级文学刊物的总编。在社会活动中，感觉潘灵一直低调，以至在我脑海里对他没有丝毫印象。回想了一下，记忆中就只读过潘灵的一篇小说，叫《根艺》，写得非常绝妙，选发在《小说选刊》头条。这次在姚安小说讲座上，算是初识了潘灵。这一天，他有小疾，感冒咳嗽，但坚持完成了两小时的小说讲座。我和南华作家与潘灵合影留念，并与他一起共进晚餐，他抽烟但没喝酒。当饶云华主席介绍我时，他说我这个样子就像个画家。后来又说身边宽额头的李天永一看就像个领导，像邓朴方。
潘灵给我的印象是几个有趣的小故事，是他这次在讲座中有意说出来的，其他人可能听了过了就忘了，我却从中看出了一位作家的特质，也就是他与我们一般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潘灵应该还小我几岁，他说父亲曾是一位小学校长，自己小时候就叛逆，讨厌父亲“教人不诲”的那一套，对书本上的东西有点厌学。到了1985年（那时我已工作两年）潘灵读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系的时候也是这样，在课堂上不好好听老师讲课，而是在下面写诗歌，结果有一天被系主任揪到了，把他的诗稿从抽屉里拽了出来，当场没收。潘灵正等待着老师的严厉批评，结果出乎意料，老师什么话也没有说。过了不久，没收去的诗稿，竟然在云南师范大学的校报上发表了，还得了9元钱的稿费，这应该是潘灵发表的第一篇处女作。又过了一年，《边疆文学》编辑部的编辑到他们云南师范大学组稿，潘灵也投了一首诗，结果又被编辑选中发表了，还得了19元稿费。
我们南华作家倾听潘灵小说讲座
潘灵说，自己为了写小说，要看无数的碟片，可以获得无数的启发。这使我一下子想起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楚雄作家熊望平也是一个星期要看二三十张VCD碟片，只消去街上的店铺里去租。但在我看来，都是些庸俗不堪的二三级生活片，或打打杀杀的枪战片和警匪片，无非是消磨时光，还给人颓废、痿靡不正的感觉，与写作有逑相干？这次潘灵说到自己为写小说经常要看碟片，十分好奇。我知道写作可以是亲身经历的直接经验，也可以是源于书本或影视的间接经验，但我估计对写作有帮助的，还是那些生动鲜活的小细节，他是在碟片里找细节。
几年前，潘灵说自己构思了一个长篇小说，感觉非常之好，一高兴就在同仁中夸下海口，说此小说写出来后一定能进茅盾文学奖前四十名，许多作家不以为然，有人嗤之以鼻，甚至想看潘灵的笑话。结果作品写成后，不仅在《大家》上发表了，并在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获28名的好成绩（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就是潘灵的长篇小说《泥太阳》）。想想看，能有如此底气、豪气的作家，是不是有点“牛”？
在小说讲座上，潘灵用调侃的语调说，是他脱了莫言的军装，莫言后来才有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机缘。不然，诺贝尔文学奖是不可能颁发给一名现役军人的。
1995年，云南大型文学期刊《大家》分两期发表了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并获得了当年10万元的“红河文学奖”。《丰乳肥臀》的责任编辑就是我眼前的这位潘灵先生，当时《大家》的主编是李巍。如今回望二十年前文坛的这两位当事人，可用慧眼识珠、胆识过人、英明伟大冠之（所以说，一名作家，要敢于冒险，一名编辑，也同样要敢于冒险）。“胆识过人”的结果是：《丰乳肥臀》的发表引起了轰动的同时也引来了不少非议，特别是北京一些特左的文艺家，在北京某报上接连发了好几篇批判文章。《云南当代文学》也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批判莫言的前列。
潘灵是如何发现《丰乳肥臀》并将它发表出来的呢？他说这部书稿发不出去（没人敢出版），被莫言放在他的一位文友那里，恰巧潘灵和莫言的这位文友（也是部队里的一名作家）也是好朋友，潘灵看了书稿后，感到作品非同凡响，有强烈的震撼力，就把这部书稿“偷”了出来发表（所谓“偷”，是指在对方不知道、也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拿来发表）。由此说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真还得谢谢给我们开小说讲座的这位潘灵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