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研究艾芜，查证了不少于五六十万字的历史资料，为了梳理艾芜第二次南行的整个过程，写就一篇文章，再绘制一张艾芜第二次南行的路线图。我的研究从艾芜第二次南行的政治背景、日期、路线、行程、地点、交通工具等入手，先绘制出艾芜第二次南行的路线图。到了这一步，我要书写的内容，脉络大体上都搞清楚了，剩下的就是补充艾芜南行中的生活细节。
在众多的资料中，艾芜第二次南行的小说集《南行记续篇》我是放在最后才来读的，就是想感受下艾芜这次南行取得的成果。因为这是文学作品，我没有把它当史料来读。其实艾芜的写作诚实而笨拙，因为写了很多真实的故事，这就使得自己出力吃苦且不讨好。如果像今天的作家，天马行空地去写，那反倒是简单多了，根本不用去走那么多的路，去访问那么多人，妙笔生花轻轻松松就把作品写出来了。
这就出现了在我读书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有趣现象：读着小说的开头，我就能判断出这篇小说艾芜取材于滇西某某地方还是西双版纳某某村寨，是写傣族还是哈尼族，是在那一次采访中得来的素材。因为在我的梳理文章中，记录下了艾芜采访的一些人物、故事和细节。艾芜当时是怎么采访的，现在小说中又是怎么构思怎么组织材料的。这样一对比，我就知道了艾芜心中的一些小秘密，读着读着就会心地笑了起来。
1962年1月22日艾芜第二次南行时在巴当寨子写给妻子王蕾嘉的信
其中一篇小说《边疆女教师》，其实就是艾芜在西双版纳橄榄坝六乡采访时的亲身经历。艾芜把在澜沧江上坐船的经历、边防军战士为自己牵马、小学老师当翻阅、从六乡到五乡徒步穿过原始森林、途中跨过四五十次小河的真实经过写进了小说。甚至把随行采访的女作家刘真也如实写了进去，只是把她的名字改成了“黎英”。
本来这些经历我已经当作真实细节写入文章，读了之后，就只能改换成另一种方式来叙述了，不然有步人后尘之嫌。看出“黎英”就是刘真，是我也知道刘真是从小在部队里成长起来的作家，九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可能是父母都牺牲了）。1979年，在牟定二中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在《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上中下）读到过刘真的小说《长长的流水》（在随艾芜第二次南行后写的），写得非常合我胃口。记得小说开头刘真就写：她生活在平原，没有见过山，山有河边的柳树高吗？（大意）就觉得这女作家天真得可爱。这次查到资料，有人把她随艾芜的这次南行，说成是“三十郎当岁的女作家”（作者缺少必要的礼貌），是第二次南行中“诬告”林斤澜“叛逃”的人。刘真为何会告林斤澜“叛逃”呢？我分析当时林斤澜可能是喝醉了酒后十分狂躁，除了舞弄大刀而外，还可能流露出想像艾芜一样到缅甸去流浪的冲动。刘真从小就在革命队伍里长大，思想觉悟高，出于对党的忠诚，就把此事汇报给了中国作协的领导冯牧。
陪艾芜第三次南行的高缨，我17岁时也读过他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写四川凉山彝族的，彝族不用粪便浇菜也是在小说中知道的，非常喜欢。这里不多说了，我至今觉得自己的记性非常好，喜欢的作家遇到情景时总会能想起他们。
就这样，读着《南行记续篇》中的小说，故事的来龙去脉，甚至作家的创作思路，写作手法我就都略知一二，心情非常畅快。在我自己的写作经历中，也有过类似于艾芜这样的一些创作心理活动。
当然我也有一下子拿不准的地方。比如，小说《春节》，写农场员工的新生活。艾芜在滇西陇川农场采访过，到西双版纳农场也采访过，此篇背景是滇西还是滇南？因为小说里一直在描写那些山上墨绿的原始森林，还有一条哗哗流淌的大河，艾芜恋恋不舍地总是把目光投向森林和河边，原来艾芜是期盼那里出现野象群。小说结尾，说到艾芜的一个遗憾，就是采访结束了还没有看到想看的大象。滇西好像没有大象，陇川是方圆数十公里的大坝子（平原），种满了庄稼，没有原始森林，而且在时间上艾芜在橄榄坝农场采访时更接近于1962年春节。于是，我也就把《春节》的背景和素材来原定于西双版纳的橄榄坝农场。
我还看出，艾芜在《南行记续篇》序言中，有一段话是针对沙汀说的。“有些同志，因兴趣不同，为搜集他们所喜欢的材料，分头活动，不一定走在一道了。但我还是鼓起勇气，和一二位同志，向一些应该去的地方走去。”这里的“有些同志”指的就是沙汀、袁水拍、郭小川，“一二位同志”指的是刘真和林斤澜。沙汀同艾芜第二次南行，确实很不听话，一路上总与艾芜较劲，闹了些不愉快，这个我写的文章里有记述。当时沙汀是四川省文联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地位高，有些不理拾艾芜，在情理之中。尽管艾芜的批评非常委婉，但作为一辈子的终身好友，把这种两人的不和记载在书籍里，过重了。有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之嫌，显得不是那么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