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春节临回老家前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了。他斜倚在一床披毡上或是一片云上，向我伸手绝望地哭喊：“儿子，你再不来看我，我就要死了……”我试图拉住他的手，却怎么也拉不住。我哭醒了，用手一摸，脸上全是泪。
事实上，父亲已去世8年了，享年64岁。从2006年开始，我连续3年失去了对我人生最重要的三个男人，2006年是我舅舅，2007年是我岳父，2008年是我父亲。3位老人都是在假期里去世的，仿佛是要为我这个工薪族省了请假的麻烦。
与另外两个老人是长期患癌不同，父亲是猝死的，我猝不及防。2008年彝历年前夕，我已向单位告假，准备第三天回凉山过年。晚上8点，父亲打来电话，批评我和妻子好几年没回老家了，要求今年一定要回家过年。父亲这次在电话里罕见地罗嗦，听起来甚至有些矫情，这与他平素的威严作风大为不同。我的眼睛有些潮湿，同时在心里恶作剧地嘲笑他：终于服老了吧？终于对我也有儿女情长了吧？
深夜11点钟，妈妈突然打来电话，说父亲突然从沙发上滑到地板上，人事不省，已送医院抢救。又过了20多分钟，妈妈从医院打来电话，说父亲已经走了！怎么会呢？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怎么一下子就成了没有父亲的人呢？我的眼珠子都快惊掉到地上！
我带着妻子连夜往四川赶，仿佛不是去奔丧，而是要去把父亲追回来！一路上我都在幻想，这只是爱开玩笑的父亲给我开的又一次玩笑。我握紧双拳发誓，一旦我追上他，我一定要狠狠地咬他一口！如果咬不痛他，那就把他抱起来摔在地上，就像我18岁时第一次把他摔在地上一样！然后，然后，我再破涕为笑……
二
时代潮涌，人生如戏。父亲很小就被迫成为一名“童星”，险境求生，历尽劫难。
由于爷爷征战有方，并和川滇结合部的几大亲戚家支形成犄角之势，父亲有个快乐的婴幼儿时期。但他对此印象恍惚，从来没给我们讲明白过。只有比他大4岁的我母亲用开玩笑的口吻告诉我们，这个大少爷从小就长得大眼睛大鼻子大耳朵大手大脚，胃口也大，贪吃米饭，性格也“二杆子”，经常让服伺他的老仆人牵着马，而他自己则骑在马上，光肚皮前抱着个小吊锅，边走边吃，锅烟把肚皮染得漆黑油亮。
父亲的快乐来得飞快，去得更快。转眼就是1950年，父亲不到7岁，我家就遭遇了重大变故。爷爷和奶奶带着不满一岁的幺爸被捕入狱，后来爷爷被判刑，长期坐牢和劳动改造，奶奶和幺爸则病死狱中，尸骨不存。我的另一个奶奶被判死刑，立即砍头。
地方板荡之际，有居心叵测者挑起了民族仇杀，欲将我家斩草除根。禄氏一门的青少年男子开始集体逃亡，家中仅剩几个未出嫁的小姑娘。我的两个十三四岁的堂伯因为染上瘟疫，未及逃跑，被人用长矛扎死在瓦板房内。另外三个年龄稍长的堂伯逃到凉山深处彝族聚居区帮人放羊，时间长达两年之久。
亲戚们展开了为我家保存人种的行动。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夜，父亲被我家的一个佃农背到老口河边，交给了姑奶家前来营救的人，开始了逃难生涯。
姑奶家在院坝里的柴禾堆里刨出一个洞，白天就把父亲藏在窝里，用松针掩上。每天吃饭时间，姑奶家的人都要出门四下张望，确认没陌生人了，再把饭塞进洞。只有等到天黑定了，并确认没有搜捕父亲的人，姑奶才会把父亲抱进屋内，让他活动活动手脚并在床上睡上一个好觉。但一听到狗叫声或陌生人的声音，父亲立刻又被塞进洞里。
父亲穴居的日子长达一年，地方才逐渐安定，暂时少了性命之忧。但这只是他生命中悲苦的谷底，漫长的苦难在前面一道坎一道坎地等着他。
三
民族政策的光辉终于照亮了几个流亡孩子回家的路，当时离1956年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还有些时日。
我那三个在解放前过惯了少爷生活的堂伯回来了，他们从各地接回了逃难的兄弟子侄，并招回了爷爷以前的几个铁杆卫士，整个家族又过起了原始共产主义的日子，一副要重振家业的模样。
缺乏成人管束的几个十六七岁的楞头青，注定要闯出大祸。和我父亲同母异父的堂伯是匹大帅哥，做少爷时就与亲戚中的一位美女情投意合，诗对相和。我家遭遇变故后，这门亲事难续，美女被许配给了我未来的小舅。美女出嫁之日，我堂伯早已策划周密，带着一干人马，把新娘子抢回寨子，自己当起新郎来。
我小舅的母亲也是我家族的姑奶，是个心机十分了得的老太太，解放后作为地主分子还担任村长，并极有远见地孤身供养两个儿子上学。她岂能忍受几个侄儿强加给她母子的奇耻大辱？正当我堂伯纵酒狂欢畅享新婚快乐之时，我姑奶安排的抢亲队伍已经出现在一天路之外的我家的另一个寨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掳走了我12岁的姑妈和3岁的叔叔。我堂伯获悉带人马去打，但对方的碉楼十分坚固，最后只能由亲戚调解说和。结果是两家换亲，我姑妈就留在那里，嫁给我大舅；而对方的小女儿，将来嫁给我父亲，成了我母亲。同时双方约定，我父亲将由我大舅培养上学。
一桩祸事喜剧般收尾，这恐怕也只有世为姻亲、时亲时仇的传统彝族干得成的。多年之后，我们将绵绵不绝地享用这场抢亲的福报。
四
爷爷还在坐牢，奶奶和幺爸已死在狱中。狱里狱外，音讯两隔。父亲与叔叔和姑妈相依为命，大舅与小舅待父亲比亲兄弟还好，尤其是姑奶上吊自杀后，这个娃娃之家更是团结和谐，拧成一股绳，在各种政治风浪中求生存，求文化，求时来运转。劫后余生，父亲迎来了他野百合的春天。
父亲是块读书的料子，他随念到初二就病退当老师的大舅念完了小学，就考上了县中学。因为他成绩好，又懂事，还很会搞笑，善于团结同学，沟通师生关系，他被选为班长，后来又被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
父亲的读书生涯全靠亲人们接济。我大舅和姑妈给他提供了勉强过一年的生活费，一个做公社秘书的表姐不时给他一些纸笔，我妈妈家则给他做了一件长长的羊毛线衣裳。有一两年，父亲仅仅有这一件衣服，春夏秋冬，几乎没换过。他又极爱干净，“毛料”穿脏了，他就抱着书本来到河边，把衣服洗干净后晾起，边读书边等衣服晾干。
对于一个连遭丧亲之痛的孤儿，贫穷不是他最恐惧的，孤独才是。每次一放假，他总是急急忙忙往他姐姐家赶，巴不得早点看到亲人。有一次放假时已是下午了，他抓起书包就跑，县城离姑妈家有上百里山路，他预计第二天天亮时能跑到。跑到凌晨时，他已经渴饿极了，看到对面山上有十多处灯火闪耀，他决定去那里讨点饭吃。等他满怀希望一路小跑过去，天哪，先前看见的不是灯火，而是鬼火！这不是一个村庄，而是一片乱坟岗！
父亲倒抽了口凉气，在一座坟前坐了下来，他拼命告诫自己现在不能怕，不能乱。歇了一口气后，父亲才表面不慌不忙，内心疑神疑鬼地离开乱坟岗。绕过这道山梁后，他拨腿狂奔，一口气跑了几十里，终于赶在鸡叫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进了姑妈家的大门。姑妈看见弟弟失魂落魄的样子，抱头大哭。
也许是长期被鬼追着跑的缘故，父亲因此成了一名长跑选手，在西昌地区的中学生运动会上，他跑出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但再好的成绩也没用，作为一个地主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儿子，他没有资格升学。在拿到一张初中毕业证后，他得回去务农了。他的班主任曾想给他在县城附近找个代课教师的工作，他谢绝了，毅然决然地说：“老师，今天我不能升学，但我相信20年后我儿子可以考上大学！”
父亲说完话，用披毡拢住头脸，一阵小跑，走了。披毡内，他咬破嘴唇强忍哭声，泪如雨下。
五
父亲还在读初中时，母亲已嫁到我家，爷爷也在坐牢多年后释放出狱，改为在各个工地劳动改造，我们家的祖屋也在拆除碉堡后物归原主。我们家总算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知识万岁。作为全公社少有的几名初中生，父亲很快就受到了工农干部和群众的尊重和重用。他担任了生产队会计，并受命在村子里组建了一所小学，教授一二年级的学生。公社、大队和小队要刷大字报，都必须请父亲提笔。我小时候看见的几乎所有大字报，都是我父亲的手笔，其中就包括那些喊打倒我爷爷的。
从1964年回农村开始到1982年我爷爷被摘掉“地主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除了把父亲一次又一次推向危险境地外，也给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他才艺的机会。
父亲会作词、作曲、编舞，会吹笛子，我的堂伯们也会月琴、二胡、三弦等乐器，我的几个堂兄堂姐也能歌善舞，父亲把他们组织起来，带出了全公社最出名的宣传队。
那是一组组非常滑稽的大会蒙太奇：大会的前半段，我爷爷都被持枪民兵用刺刀顶着，90度低头弯腰，站在台上接受山呼海啸的“打倒”声。大会的后半段，我父亲吹着笛子带着我的叔叔堂兄堂姐组成的宣传队上场演出了。歌舞升平，一片欢乐，其乐无穷。
六
时光的巨轮终于阴晴圆缺地碾过了“文革”。记得《人民日报》刊发《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文时，我父亲把整个家族召集在我家堂屋，听我用稚嫩的声音给大家一字一句地朗读。
1980年，父亲考上了民族师范学校，他的升学梦得以在16年后延续。毕业后，他成了乡中心校的校长。
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也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他还在寨子里做民办教师时，川滇相邻的两省五县经常组织会考，每次会考，我都是全区第一名，这让他很长脸，对我寄予无限希望。小学三年级学年考试，我的日记被学区校长当做范文亲自念给所有阅卷老师听，父亲阅卷回来，封了我个“铁帽子王”，他说：“从今天开始，你长大了，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父亲信守着自己的诺言，但我却皮子痒，总是蠢蠢欲动，要挑战他的权威。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太强大了，以前又经常打我，压得我喘不过气。上中学后，由于离家有两天路程，每年几乎只有放假才回家，我吃定山高皇帝远，父亲鞭长莫及，便开始疯狂地耍、喝酒、打群架，越反面的我越来劲。学校领导曾四次开会，讨论处分我，所幸我每次都因为还有一点可爱之处，才四次逃脱。
我看见父亲眼里的希望之光在一片一片地剥落，看我的眼神逐渐绝望，觉得非常解气。高二下学期开始，我猛然醒悟，以每天只睡三四小时的硬功夫，奋起直追，终于成为全区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
父亲看见我的转变，眼睛又亮了。记得上高三时我家修新房子，休息时分，父亲招手说：“来，儿子，我们摔一跤吧！”父亲年轻时能一只手提起一头驴，是很好的摔跤手，被他的小伙伴们叫做“公牛”，我早就想和他试一下，但一直没机会。我憋足劲，和他扭了几个回合后，使了个诡计，把他重重地放翻在地。
父亲受了点皮外伤，我和工地上的二十多人都吓了一跳，生怕他发怒。父亲咬了咬牙，忍住痛，爬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露岀他的大白牙齿一笑：“耶，我这个儿子硬是长大了！”工地上一片笑声，我转忧为喜，一股战胜父亲彻底长大的心情油然而生！
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强大的，但没想到，父亲弱暴了，弱到死了，没有给我孝敬他的机会，只留下我在这茫茫人世滚滚红尘中长歌当哭。
父亲去世后，我们按照他先前留下的遗愿，把他埋在爷爷的坟旁。坟地附近是爷爷解放前修建的驯马场，不知喜欢玩游戏的父亲是否找到自己婴幼儿时期骑过的小马？不知他是否找到了自己印象依稀的妈妈和小弟，已在天堂先期团聚？
作者简介：禄兴明，彝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记者、评论员、新闻策划人，诗人、作家。曾供职于成都、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多家知名媒体，历任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笔等职。现任重庆市政协常委兼民宗委副主任，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商报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