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那年，阿C没能将学业坚持下去，从学校逃出，只身去了广东，在某个玩具制作厂谋得第一份工作，自此踏上了他至今走不出的打工之路。
厂里的工作自然没有阿C想象的那么容易，每天固定的坐班时间成为一种煎熬，回不去的家乡和待不下来的工厂使他陷入巨大的苦闷。更让他难受的是，从小定亲后又举行过婚礼的妻子，因不喜欢他而拒绝共度余生，甚至没有再踏进他们家门一步，只得离婚，草草结束了第一段婚姻。
自此以后，阿C将自己放逐于不同的城市中，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将自由与豪情当作人生信条。他出手大方，从不吝啬口袋里的财物，每至深夜便呼朋唤友，醉酒街头。在城市游荡的那些年，他逐渐厌烦工厂的枯燥生活，曾做起“一夜暴富”的美梦，冒险在东莞当过打手，在成都成为红灯区的掮客。总之，他有着许多年轻人难以想象的经历，就像后来他说的，“那是一段我自己都没想明白的生活”。
幸运的是，阿C没有在这条道路上完成所谓“扭曲的成人礼”，现实带来的一次次冲击，推着他必须寻求改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家里为他介绍了现在的妻子，无论那时是否真的情投意合，他们都很快在小山村里举办了婚礼。结婚一年后，阿C的大女儿降临，他从父亲的家庭中分离出来，修建了自己的房屋，成为家支社会中新的户主。婚姻上的满足、女儿的降生以及独立家庭的建立，使阿C摆脱了城市游荡的生活，得以返故土，与妻儿在山里过上了短暂的男耕女织的日子。
我与阿C在新疆的棉田里认识时，他和妻子已经在那里打了七八年工，他们的第二个女儿也已三岁。这几年，为了支撑家庭，他们远赴新疆，在戈壁滩上相濡以沫。在新疆与他们相处的那段日子，妻子的身体一直欠佳，阿C每日除了劳作，便是做饭洗衣，照顾妻儿，甚至为了让妻子舒心，再没有饮一口酒。我很难相信，这是那些年城市里游荡过的“浪子”。而在山里那处房屋的院子里，堆满了土拉从山上背来的柴禾。自从妻子生病后，他就没有让妻子做过任何重活。
这么多年在新疆的经历已经为阿C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资本，他原本计划着要在新疆承包一处棉田“大干一场”，但被医院告知妻子的病不能再回到戈壁滩受苦。那些在山里他对我说的豪言壮语自然无法实现了，他带着妻子又一次回到了那些年他无比失意过的城市。他和妻子都知道，即便不能去新疆，他们也不可能呆在家里，大女儿即将读小学，治病也需要巨大开销，他们需要换一份相对简单的工作——哪怕报酬甚低。对阿C而言，多年后再回到城市打工，他很难一下子融入其中，在许多深夜里会给我打来电话，表示找不到“阿都”朋友，人生地不熟，很难熬。但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再带着妻子回到新疆冒险存活。
更不幸的是，妻子因为患病，生了两个女儿后，一直不能生育。对于没有儿子这件事情，家支社会给他们带来巨大压力，亲戚朋友也总会议论很多，即便阿C没有责怪她，她也时常自责不已。当我问阿C如果妻子的病一直不好会不会放弃时，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我，“这一辈子就只跟她过了，倾家荡产也给她治病”。
阿C有着传统彝族男人的腼腆，自然说不出太多你侬我侬的情话。亲情也好，爱情也罢，阿C对他的妻子将不离不弃。在城市游荡了许多年，打工这条路曾将阿C带离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让他陷入浑沌与迷茫，但那些关于男人的责任与爱情仍旧流淌在他的血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