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回溯
我是彝族，迁居美国，每每提及族籍，发现海外众多知识精英（更别提凡夫俗子）对我的民族见浅而闻寡，总是引发一连串的奇问，仿佛我来自蒙昧未化的蛮人之乡。其实，彝族的历史与中华文明一样古老，是先秦时期“西南夷”诸部落中最主要的族群。后来一直被汉人称为“夷人”、“倮倮”等。直到1950年代，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面见彝人代表时，将“夷”改为“彝”，认为前者一人一弓，有野蛮人之嫌；后者在房屋大顶之下，有米有丝，住的是吊脚楼，象征吃穿不愁，兴旺发达。自此世人将我们称为“彝族”，但我的父老乡亲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并习惯这个来自外人的他称，因为我们民族内部至今仍然沿用古老的自称“诺苏”、“聂苏”等。
彝族世居中国西南地区川、滇、黔三省的高山大原，这三省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古蜀国、古滇国、夜郎国、南诏国、大理国，均与彝族有关，彝族或是这些国家的建造者，或是治理者，或是臣民，在中国的政权兴衰史上镌刻下点点斑迹。
今人在这三省的厚土之下挖掘出的考古遗迹，包含着太多太多远古彝人的讯息。如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器物上有彝人的形象（发掘者将年代大致定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云南昭通东晋时期墓葬的壁画上也有清晰无疑的彝人形象。最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为之惊叹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距今四千多年），器物人像张扬且异类，完全是中原大汉文化之外的另一个神秘系统，在中原文化的脉络中既找不到它的源也找不到它的流，一个庞大精湛的文化在汉族文字的史书典籍中没有留下丝毫墨迹，来无影去无踪，遗下千古之迷让学者们穷尽心思，找不到归属。在我们彝人眼中，它却一目了然，那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遗物！它的青铜人物的五官面向、它的人物头饰、它的服饰与纹饰、它的礼器器形、它的火葬祭祀、它的通天神树、它对人眼与太阳的夸张，全都能在今日彝族中找到雷同的层面与踪迹。即使一个未读过书的彝族文盲山民，走进三星堆博物馆，绝不会产生文化的陌生感，熟悉之情定会油然而升。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如出一轨，是任何一个彝族都能感受到的。更何况彝文史籍《西南彝志》有明确记载：彝人在数千年前曾栖息于成都平原，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居民之一。《汉书－地理志》中也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
张骞尚未凿通西域、开辟长安丝绸之路之前，西南的先民们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开发了一条自成都平原远达印度的“蜀身毒道”（身毒是古人对印度的称呼），今人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是被学界公认中国对外交流最早的国际通道。这条“蜀身毒道”从起始点成都出发，只经几个驿站，就进入彝区，尤其是它的“灵关道”与“五尺道”，一直是在广袤的彝人区域蜿蜒盘桓。绵绵数百年不绝的丝路商贸，运货的马帮踩踏出的脚印，至今仍然深嵌在彝区古道的青石板上。
诸葛亮当年率师南征，其《出师表》中一句“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指的便是进入今天的凉山彝人聚居区。与诸葛亮对恃的藤甲军，是凉山当时的彝人军队。彝人使用藤编及皮革的盔甲，全副武装作战，此习俗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历史上的藤甲军，骁勇善战，尤善高山丛林之战，捍卫着彝人的疆界，但在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文人罗贯中的笔下，却落下一个野莽番蛮的千古败名。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孟获，是彝人的部落首领，只不过在彝族的历史传说中，是孟获七擒七纵诸葛亮。依今日彝汉两族的民族性格来比较，从气魄和待敌的习惯上看，应该是孟获七擒七纵的诸葛亮。
早在两汉时期，有史籍记载的史实，彝族就已经是云南一带的统治阶级，崛起不少大户人家。始于三国延续至隋唐，南中的爨姓世袭氏族更是威震八方（汉人因此把彝族的文字称为“爨文”）。彝族的贵族、大姓家族在云、贵、川一直有统治地盘，历千年而未改。降至抗战时期，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中华莘莘才子学人为躲避战火，迁入云南，就是在以云南省主席龙云为首的彝人统治集团的荫蔽下度过的战时岁月。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壮志豪情，身经百战，因太平天国内讧，率部十万余众西征入川，辗转凉山彝区，行至大渡河边的彝人地带，全军覆没于彝汉官兵的夹击之下。在汉源县九襄一带留下太平军子弟的千余座白色坟墓，茫茫一片，在凄凄江水旁孤诉着历史的冤怨（大清皇帝为此特别嘉奖彝族土司冷承恩。这一带至民国初期逐渐为汉人占据。文化大革命中，当地改田改土，将太平军坟墓夷为平地，改为粮田，毁灭了一个悲壮惨烈的战争遗址）。
星移斗转，历史进入民国，在国、共两党对恃期间，彝人于中国共产党有解困之恩。1935年，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下，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江西，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穿梭迂回，行至凉山彝人聚居区，人乏马疲，后有追兵紧逼，万难之中，红军将领刘伯承与彝人首领小叶丹共饮血酒，结盟为兄弟，红军才得以顺利穿越凉山，才有后来的长驱北进。1960年代，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大型政治歌舞剧《东方红》，专门将此列为中共党史上的重要篇章而颂扬之。这是共产党历史上几次陷入灭顶之灾而化险为夷系于生死的遭遇之一。倘若当时彝族与红军为敌，将其围困在凉山险狭的山谷间，国民党拿下红军，如取瓮中之鳖，乃轻而易举之事，红军必是第二个石达开无疑，那么，中国历史就将是另一种写法。所以说，国民党在军事的战略战术上不与彝人结为战略盟友，犯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性错误。
1948年，是国、共两党决定命运的生死之年。1948年的辽沈战役开始之前，国民党几乎盘踞全部河山，共产党只拥有弹丸之地，国民党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两党军事力量的对比异常悬殊，共产党领导人何以敢在劣势之下拿鸡蛋砸石头，并且胜算在握？又何以在全国棋盘上选择东北为突破口？除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的诸多因素之外，有一个令国民党意想不到、毫不起眼的小插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插曲与彝人有关。
话说彝人首领龙云统治云南十余年，几乎将云南经营成独立王国，号称“云南王”，引起蒋介石的忿恨。1945年，蒋介石令杜聿明指挥中央军包围昆明城，大兵压境，威逼龙云赴重庆，委以虚职，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笼中虎。旋即将最忠于龙云的滇军第60军和93军调防至东北长春，以削弱云南的地方势力。这批赴东北的滇军将领和士兵多为龙云家乡昭通一带的彝民子弟，在东北怨气冲天，一怨龙云无辜被革，二怨被强逼遥驻东北，三怨在东北遭中央军歧视、欺辱，四怨在军需供给上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五怨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归乡之意浓烈，因而反蒋反战情绪甚大。
自龙云失势，其手下将领对蒋介石颇有心结，多倾意共产党（有的在此之前就早已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1947年初，龙云手下大将张冲（彝族，原60军副军长兼184师师长）秘密飞往延安，面见毛泽东等人，共产党领导人始得知滇军在东北的军心，从而发现了国民党铜墙铁壁般的防线上的薄弱处，找到一个绝好的突破口，促使共产党将第一战场选择在东北，周密策划辽沈战役，于是年夏季开始展开东北攻势。
经过1947年的夏、秋、冬三季的三次大规模攻势之后，共产党在东北扩大了根据地，人力、物力得到补充，于1948年3月发动辽沈战役，将国民党军队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实行长围久困的战术，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并特派张冲前往东北前线，专门做滇军的策反工作。同时，另从延安派彝族党员潜入长春，利用亲属关系在滇军的高级将领中策反。长春被围期间，张冲曾专门写劝降诗，连同自己的照片，用宣传弹射入长春城内，使驻防滇军军心大动。至11月，滇军弟子在60军军长曾泽生、副军长陇耀（彝族）的率领下起义，解放军得以进入长春城内，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在万般无助之下率部放下武器，长春易帜。
长春一战，乃辽沈战役的重中之重，对毛泽东来说，是掌握在股掌之间的，他在这年的6月发电给东北前线指挥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时说：“长春胜利将给你们尔后南下作战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各个大城市的攻克将从长春战役取得经验。”足见在长春被攻克之前他早已是胸有成竹地胜利在握，这与张冲的延安之行不无关联，使他对长春守军内情了如指掌。正是滇军的存在，使他决定将长春作为突破口，作为攻敌样板。
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东北野战军成为共产党的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装置，也使东北成为共产党的坚实稳固的战略后方，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对比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巨大变化。以此为依托，解放军锐不可挡，势如破竹，一举拿下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长驱直入，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国，最后将国民党赶出大陆。应该说，驻防长春的滇军是国民党坚固军事大盘上的一丝裂缝，共产党正是在这里插下第一个楔子，乘胜追击，将这个军事大盘劈成四崩五裂。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后来曾专门面谢张冲，对滇军事宜给予高度评价。政府曾为此拍了一部电影《兵临城下》，再现攻克长春时滇军的这段史实。然而，这一历史细节以及滇军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头所扮演的角色，却被湮没在历史的浩浩烟海之中，完全被国、共两边的史家所忽略。
回首遥望，彝族一直是中国历史大舞台上的角色之一，绝非卷伏于山角旮旯、徘徊在历史主线之外的默默无闻者，它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演绎着中华文明的沧桑史。它自身的历史跌宕起伏，源远流长，说不尽也道不完，若编纂一部《彝人演义》，不用凭空杜撰，历史本身不乏精彩素材。
二、文化杂议
从体质特征上看，典型的彝人深目，隆鼻，卷发，肤黑，身材高大，形象有异于汉人，使得19世纪末20初深入凉山彝区的欧美传教士大为惊讶。再一细看文化风俗，与当时世界已知的中国文化毫无相似之处，自成一体。于是传教士们开始在彝族地区进行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源于南亚次大陆亚利安人种（Aryans）的独立民族，故名“独立倮倮”。1950年代，江山易手，共产党进入彝区，将“独立倮倮”论视为帝国主义欲分裂中国的企图之一，传教士则被视为帝国主义特务而驱逐出境，传教士收集的调查资料在西昌城内焚烧了几天几夜，“独立倮倮”一词随之化为灰烬，成为历史的过往词汇，从此无人提及。
“独立倮倮”一说虽被视为闹剧，但彝族的确是异于汉文化的另一个独立体系，从外在的衣衫服饰到内在的思维模式，在在都与汉族不同，必定会引起当时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士的震撼，从而去穷究其根源。依笔者之见，“亚利安”一说并非空穴来风，尤其是彝族社会内部严格而不可逾越的血亲等级制度，与亚利安文化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非常相似。西方人了解亚利安文化在先，接触彝族文化在后，很容易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深入阅览亚利安文化，不难发现，由于社会最基本的体制结构的相似性，使这两个文化模式呈现出不少相似共通的元素。在族源上去寻找两族之间的渊源，实为谬误之言。但若以亚利安文化为参照系，对比研究彝族文化，将研究视野调节得更宽泛，从中可发现许多有意思的人类文化走向。美国人为研究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文化，将北纬60度以北的地区围绕地球审视了一圈，触角遥及世界的另一半，四处搜寻文化的相似性。更何况彝族文化与亚利安文化同属亚洲文明圈内的近邻，两者之间还曾经有过一条“蜀身毒道”将它们串联在同一商道的两端。
彝族的分布方式历来是大分散、小聚居，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为邻。在西南地区，诸多弱小民族对庞然大势的汉民族敬畏有加，惟彝族不然，毫无畏惧与景仰之感，在周边的彝汉关系上，素来不是彝人怕汉人，而是汉人怕彝人。这源于彝族强悍和自信的民风。笔者酷爱寻觅浏览老旧的历史照片，见过不少19世纪末西方人士在华拍摄的老照片，发现若将那一时代大江南北的升斗小民作一比较，各地百姓在镜头下都是一味的木讷萎靡，惟彝族与藏族器宇轩昂，精神饱满，目光坚定而不游离。就彝族而言，这种昂扬自信的民风，粗浅析来，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是在社会结构上，彝族是一个以血缘亲族为核心的社会，社会的群体和阶层不是依经济来划分，而是依血缘来决定。血缘关系决定人的社会地位，规范人的社会行为，使得个体完全依附于血缘亲族而存在，因此，在这个社会里，集体主义至上，一切以血亲集团的集体主义为轴心。但这个集体主义不是泯灭个人自由的集体主义，也不是法西斯主义所操弄的那种绝对服从的集体主义，而是为个人注入安全感、为个人提供生存之坚实依靠的集体主义，人人背后皆有一个庞大的血缘亲族群体作后盾，从而在民族的整体性格上呈现出浓烈的无所畏惧、无所焦虑的人文精神。
二是彝族内部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精神世界基本未受过任何自上而下强迫性的垄断与钳制，内心没有压抑和束缚。
三是在宗教信仰上，除对祖先和自然的崇拜之外，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圣人系统来顶礼膜拜，也就没有因此而必然导致的个体的渺小无能感，人人自信。
正是彝族社会的诸多历史原因使得整体民族在贫乏简单的物质世界中始终洋溢着乐观和自信，不卑不亢，坦坦荡荡。现代文明给人类精神带来的最大危害——诱惑、压力、紧张和焦虑，在过去的彝族传统体系中概不存在。深入彝族地区，常常可在穷乡僻壤间蓦然发现浑身透着高贵气质、颇有王宫贵族风范的农夫村妇，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体认到：气质的高贵与财富没有多大关联，与知识也没有多大关联，而是与精神饱满、心无负担的昂扬自信有关。
中国汉族的传统价值观是立于墨子的“利天下而无己”和杨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之间的“中庸之道”，在两极忧患间徘徊，仍然摆脱不了焦虑的桎梏，才有“忧天下之忧”一说。彝族则不然，血亲集团是社会的轴心，一切价值观都是为了维护血亲集团的利益和生存，个人维护家族，家族亦维护个人，没有两极的撕裂与调和，走的完全是另一种精神道路。
由于对血缘关系的倚赖与重视，彝族认人为亲，见面先打听身世，祖宗十八代代代数来，七姑八叔层层筛过，迅速连上亲缘，彼此间生疏距离顿消云外。彝族的亲戚关系与别的民族一样，源自血亲与姻亲。但彝族比别人更看重血亲的姻亲，姻亲的再姻亲，……而且还是整个血亲家族的全部姻亲，全部姻亲家族的再姻亲，转弯抹角千万人，恨不得普天之下皆为亲。与美国电影《我的希腊婚礼》中的希腊人何其相似，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彝族世代没有乞丐，没有流离失所无家可居者，没有被人遗弃的孤儿，没有无人赡养的老人，任何一个人陷入困顿，举目有亲，总有家族和亲戚伸出援助之手。可以说，彝族是这世上最没有个人孤独感的集体主义典范。彝族不存在福利制度，千百年来都是大家有福共享，集体主义不遗漏任何的个人。即便是在已沾染上现代社会的种种污垢的今天，这个淳朴的传统依然如故。
彝族是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民族，能够坦然面对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视名誉重于生命。有古罗马时代那种崇尚勇武、为捍卫名誉而视死如归的遗风。
彝族同时也是一个能说善道的民族，口头表达能力极强，且颇富幽默感。彝族拥有古老的文字系统和古典经籍，但局限于宗教、文学和些许历史的记录，个体人生经验以及整体人类经验在空间上的传播与时间上的传承，主要以口口相传的形式而非文字典籍，文明的消遣与延续都离不开口头语言，经过代代人的累积，将语言词汇磨砺得优美、丰富，还犀利，言谈间好引用格言谚语，类似汉族的引经据典。笔者在美国观看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时，蓦然间，感觉这些美国政客仿佛穿上了彝装，两人唇枪舌剑，你接我应，口中滔滔不绝，脚底还来回度步，实在像极了凉山彝族的一种民间辩智形式。彝族每每在大型聚合仪式上有这种以辩才高低决定输赢的公开辩论。这种辩论对辩者双方的知识与文学素养要求很高，上穷天文，下涉地理，古往今来，广引博证，同时还必须在每一句话的结尾处押韵，以固定的节奏一气说完，不能出现磕巴。形式上有点类似今日美国流行的Rap（饶舌歌），但其中的智慧远非饶舌歌手所能企及。
不过，这种民间辩智的口头传统也留下一丝遗憾：如此能说善道而好辩的民族，却没有一个类似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跨越时空永存人类的大智者大哲学家横空出世。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诸国，社会结构的巨变打断了贵族对知识的垄断，学人相聚辩论在民间蔚然成风，才有孔子等人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而孔子本人就是一个“述而不作”的口吐珠玑之人。开启了西方哲学历史先河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其全部事迹就集中在辩论与质询上。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偶像，他对西方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在辩论过程中提问的方式。也就是说，东、西方智者先哲们在这方面有两个共同点，其一：都是口若悬河的辩论家，都是在反复的辩论之中使自己的思想得以升华、凝聚。其二，都生存于时代所提供的辩论风习之中。反观彝族，既有论辩的风尚，也有辩者，这两个条件都不缺。但彝族的论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带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是一种文学性的论辩。尽管天文地理均有所猎，但更多的是人世经验，而且是用文学的表述形式来表达。古希腊的智者之所以跃升成为哲学家，就在于他们拒绝传统的对周遭所见现象的文学解释，而代以更理性的解释。换言之，他们依靠推论和观察来阐明围绕他们周围的真实世界，摈弃了文学性的解释，从而使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思辩之光自他们开始。彝族在思辩上没有迈过文学这个坎，是一个缺憾，也是一种困惑。
彝族虽有良好的文学创作的传统，却薄视物质事物的创造与精雕细琢，生活简朴而精神饱满。历史感极强，视民族的迁徙、发展史为人类知识的主要内容，人文关注主要投射在已逝去的过去，总是在老祖宗的智慧中去寻找灵感，沉湎在民族和家族的过往历史中。没有商贸的传统，不知追求利润为何物。凡此种种的结果是缺乏变革的动因和追求，满足于物质社会的现状。因此彝人的社会结构异常稳定，几乎恒古不变。1950年代以后的巨变，肇因于中国大社会的政治变迁。这种变迁打破了彝人社会千年不变的社会模式，将彝人牵引进现代社会的轨道。今天的彝族，在品尝着文明进步甘露的同时，传统价值观面临严重挑战，现代困惑迷漫而不绝，尤其是金钱所带来的种种诱惑和罪恶，开始侵噬着民族的灵魂，不知我的民族无所畏惧的贵族精神尚能维持几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