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安毅夫老先生对于从彝族头人公子，到青少年学生，再到共产党地下党地方领导人，到1949年后成为共产党干部，打成右派后的苦难，改革开放后恢复了工作这一辈子经历的初步回忆和思考。
安毅夫老先生，彝族，1923年生，2015年8月我跟朱厚泽的堂弟朱宇老先生去贵阳的高干病房看望他的时候，他是93高龄了。说来朱老也当过老右，戴上右派份子帽子后在黔东南的苗族地区剑河县艰辛了20年。
安老在1947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后的职业和革命生涯，在1958年戛然而止，也是因为右派和反革命的帽子。居然这帽子，还是他出于义愤，对于热衷在同事和革命战友群里用放大镜发现问题而制造右派的头头说，名额不够，就算我一个。从35岁开始成为阶下囚和劳改者，直到1979年拨乱反正而重新获得启用。那时，他已经56岁。最黄金的年华已经过去。他于1981年任贵州民族学院院长，1989年改任名誉院长。
读了安老的书之后，到贵阳在医院里，我头一次见安老就说，我替您打过一次工。那是1987年，在贵阳开东西部中青年学者对话会，会后我被民院的朋友童中心拉到民院作了一次有关国外区域发展政策和措施的报告。那时正是安老任院长，我当然是替他打工一次。不过那时不认识安老。
安老，是贵州彝族长老的继承人。他当中学生时候第一次跟母亲回贵州西部的封地，当地彝族民众为欢迎少爷来到，特备了轿子抬他回乡。安老的父亲早年在日本留学，结识了孙中山，便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骨干，是少数民族上层中具有现代意识和革新精神的佼佼者，与云南彝族高层龙云家族，也以兄弟论交。安老出生在广州，因为其父追随孙中山在广州服务。也因此他也有革新意识，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随后踏上了跟共产党闹革命的道路。
在1949年之前不多久，因为积极活动而暴露身份，上级要他转移，并将联络的地下党员移交给后来当贵州省委书记和中宣部长的地下党新一位领导人中学生朱厚泽。
说来，安老和他的父亲，各自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阶层。他父亲是大土司，背叛了清王朝而追随孙中山。安毅夫则作为同盟会元老和国民政府要员的儿子，却跟随了共产党。
但是对于安毅夫来说，革命成功后不多久，他反而倒霉了。而他父亲早逝时，还能在国民政府的遗属学校读书，得到良好的教育。这么一对比，难怪安老将自己一生的回忆录，命名为《苦难的历程》。这说了是他个人的历程，何尝不是国家民族的苦难历程。
虽然遭遇天大的委屈，但是安老依然不计个人得失，坚决拥护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并对之后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反思。这也反映出一个了解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老共产党员的理论素养和思辨能力，他认为中国应该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接受”朴实”价值。
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老股东的儿子，不满公司管理层的经营方针，参与了基层活动，拟定了新的章程和方针，获得相当多股民和顾客的支持，将当时的公司管理层撤换掉，改弦更张采用新方针经营。没有想到，新的管理层也干了不少大错特错的事情，将公司业绩做得很差，几乎破产。他作为老股东的儿子，虽然也在新的管理层得了一个基层的管理职务，但是层级体制和乱来的上级，仅仅因为工作方法的不同和他提了点意见，竟然伺机报复将他开除出管理岗位。他因此吃尽苦头。而且一度家庭也陷入困境。
他的冤屈在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清理，以饱满的精神重新投入了工作。
但是几年后的春夏之交，他再度陷入沉思。
他满意的工作时间，只有40年代到50年代中后期的十来年，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近十年。在九序老人的一生中，只占四分之一。
也因为深度反思，这本书无法原样出版，只好作为无书号的印刷品，送给亲朋好友以及关心他的下一代。
好在安老由妻离子散再到夫妻重新团圆，子女在国内和国外都发展得很好，足以告慰老人坎坷的生平：结局还算不错。
书的最后，安老如此写道，
一年前，心血来潮，作一打油诗：
山高路遥夜漫漫，
气壮志豪奋蹄忙；
马老而今不识途，
醉卧高楼搓麻将。
搓麻将，聊度余生。悲乎？悲乎！？
2004年8月。
这回忆录，是2015年1月印出来的。我八月得到，是以为记。
（2015年9月2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