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是多重崇拜的民族，归纳起来有祖灵崇拜、自然崇拜、家神崇拜三大类。在彝族先民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三界观（即天界、地界和地下界）、万物有灵观、万物雌雄观。基于彝族根深蒂固的认识和观念，构成了彝族先民博大精深的核心文化——毕摩文化。在四川大凉山腹地，关于彝族毕摩的作毕仪式及其神话传说，在民间至今广为流传。
那么，什么是毕摩呢？毕摩是彝语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意为“有知识的长者”。“毕摩”就是指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人。毕摩在彝族先民生活中的作用与意义，相当于罗马天主教中的祭司，相当于通行于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北方各民族的萨满，相当于青藏高原藏传佛教里的活佛等。彝族民众从古至今都认为毕摩是“智者”，是知识很丰富的人。他们掌握和通晓彝文典籍，通过念诵经文等形式和神鬼沟通，充当人类与鬼神之间、祖先之间的矛盾调和者，并通过象征性极强的祭祀、巫术等行为方式处理人与鬼怪神灵的关系，以求得人丁安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彝族文化的核心是毕摩文化，——而我，既是彝族，又是毕摩后代。于此，我以《归山图》的创作为例，我为“我”代言，且在文学实践上为自己“辩护”。
《归山图》这部写毕摩文化的小说，可以说我酝酿了十多年。我知道这部小说于我、于彝族人民，其意义十分特殊，加上我出生在彝族毕摩世家，从小对毕摩文化耳濡目染，本应驾车就熟，但恰恰因为这样我不敢轻易下笔。
小说要有文化意义，但更要有文学意义。小说不能只是文化痕迹的表述，更是文学价值的探寻和超越。我担忧这样一部作品不能呈现文化意义之上的文学意义。毕摩是彝族先民的神职人员，这一点不假，但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有自己的爱恨情仇，有自己的远大理想与坎坷命运。说实话，当我准备写《归山图》，更多的时候害怕自己写不好，写不出彝族人民心目中毕摩那高尚纯洁的灵魂与爱憎分明的性格，在艺术实践上也害怕不能突破现有的小说模式。为此，即使很早以前就有了的这个想法，并没有付诸行动。
去年5月，我到贵州省毕节地区采访，那里有一所彝族毕摩学校，校长叫禄绍康，催促我赶紧写这部以彝族毕摩为主要人物，毕摩文化为主要载体的小说。他说你再不写，这样一部小说可能就再也无法出现了。从贵州回来后，我再一次反思自己，并构思这部以毕摩文化为主题的小说。在艺术形式、思想主题上构思成熟后，我在电脑上敲下了《归山图》里的第一段文字：
那里杂草结稻穗，蒿枝结花椒；那里上方有山好牧羊，山下有寨好居住，寨下有坝好耕作，坝中有地好赛马，坝下沼泽好牧猪；那里坡上放牧带麂来，林边砍柴带松来，寨下背水带鱼来；那里不知有人来教授，不懂有人来指点。
这样一个美丽而温暖的地方，其实是彝族先民的祖居地，本该只有感恩与祥和，但也有无奈与斗争。我让《归山图》里四处云游的司楚毕摩来到兹兹蒲乌（祖居地），找到自己的父亲与母亲，同时帮助那里的村民降妖除魔。
当然，他在小说里一路走来，只有降妖除魔肯定是不行的。
他需要成长，需要不断地学习。他需要梦想与爱，在可以爱的年龄虽然错过了美好的爱情，但没有失掉一颗爱的心。当他获得了念经作法的高超本领后，更注重的不是打败谁，而是救赎世人不安的灵魂。为了让这部小说的结构更适合故事情节的发展，也为了突破这些年小说千篇一律的写作“套路”，我把《归山图》分成上图和下图，基于大量彝族传说与史实，描绘两幅不一样的彝族先民生活的图景。
上图《天地回》围绕一处叫发现我可的山寨，以西南彝族地区原始古朴的部落时代为历史背景，讲述了一位叫司楚的毕摩为了普度众生，云游四海，为受苦受难的世人做了许多好事。下图《古莽录》以一个叫可乐的青年由于心里有冤屈，死不瞑目，变成魂魄误入古莽山的过去，在古莽山的历史里以“不存在的人”的身份客串各种角色，交换了许多存在的历史人物的身份，见证了古莽山发生的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司楚毕摩来了，念诵了八个季节的经文，让他放下了心中的恨，原谅了仇人，回归了祖先。
《归山图》完成后，按理应该修改两三遍，但被我搁置下来。那时正是春节期间，万物正从冬天走向春天，而我却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沉思——在主题出版大行其道的当今图书界，如果你写出的民族题材类文学作品没有与宣传主题相挂钩，很难引起读者与编辑的关注，在图书市场上被出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你写出的作品不仅是民族题材类的，而且叙事结构上、主题思想上还有了自己的探索和创新，那简直是自寻死路。那么，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放弃对这样一部作品的修改？我是不是用传统保守的手法去写一部四川彝族地区“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小说？我一次次诘问自己，一次次回答不了自己。
我觉得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与脱贫奔康是没有矛盾的，民族题材类文学作品与艺术手法上的探索与创新也是没有矛盾的。可是，我一时间找不到没有矛盾的理由。这十多二十年来，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一直受到外界的极大关注，但关注点几乎是围绕山高路险、毒品艾滋、贫穷懒惰、嗜酒败家、薄养厚葬、高额彩礼、愚昧野蛮等不良的词汇进行的。在艺术实践上，只要是少数民族题材类的，向来提倡“普教式”的叙写，不提倡深入灵魂的艺术探索。按此理论，我是违背了主流文学创作的路子的。
《归山图》没有去迎合主流，没有去写已经引起大家关注的这些内容，而是去写彝族毕摩文化，把彝族百年前原始古朴的生活，从精神层面上进行呈现，且力求达到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在文学实践上求得一定突破。我知道这样一部写彝族人民精神世界的有艺术探索行为的作品，能出版面世是相当困难的。
我是幸运的，因为这个伟大而包容的时代，加上党和国家尊重与保护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信仰，《归山图》入选了中国作协2020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入选丛书后，中国作协创联部民族处专门组织了专家对作品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并写序，我的专家指导是黄国辉老师，他在深读文本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文本在他的细心指导下修改了三遍，让作品更加完美。当然，作品在力求达到经典水准的同时，不足之处肯定还有。关于这一方面，我会在以后的写作中一点点完善自己。
我为“我”代言，《归山图》为彝族毕摩文化代言。能够这样“代言”，主要因为感恩这个美好的时代。众所周知，凉山彝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的地方，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凉山彝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亲们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关怀，坚定脱贫奔康的信心决心，感恩奋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勤劳的双手拔掉穷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为“我”代言，《归山图》也为“我”代言。这个“我”不再是贫穷落后、愚昧迷惘的那个山地民族，而是文化上有自信，生活上有干劲，带着温暖的梦想一点点走向希望与幸福的彝族人民。
我为“我”代言，文学为文化“代言”。虽然彝族文化在《归山图》里得到了很好的呈现，但《归山图》文学意义上的价值肯定在文化意义之上的。它以小说的形式肯定本民族文化信仰的同时，让文学意义超越了文化意义，超越了这个民族内在的精神需求，让作品在书写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寻求人类共有的情感，且在艺术结构上有自己的探索。所以，《归山图》的写作意义归根结底是文学的。
作者简介：英布草心，彝族，汉名熊理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联系地址：610036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黄金路196号民族杂志社，熊理博（18383478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