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诗玛》叙述了青年男女阿黑和阿诗玛爱情的不幸和悲惨的命运。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却成了“大毒草”——那曾经是一个谈情色变的年代，在1978年之前，人们的观念还停留在“再百花齐放，谈情说爱就是不能放”的程度。
杨丽坤，这个出生在云南思茅磨黑的彝家女，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没有谁能像她那样，只演过两部电影，却在中国数亿观众的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她的辉煌被永远地定格在《五朵金花》和《阿诗玛》的银幕上。
《阿诗玛》是流传于云南彝族支系撒尼人当中的一部口头传说，用诗的语言叙述了勤劳、美丽、坚强、勇敢的青年男女阿黑和阿诗玛爱情的不幸和悲惨的命运。朴实多情的撒尼人通过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在吟唱中的传播、加工，不断丰富了这部长诗的情节和内涵，使得它更为撒尼人所喜爱，并久远流传。
从1956年《阿诗玛》电影剧本的诞生到1964年影片摄制完成，经历了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中，政治运动不断，《阿诗玛》的创作人员，也如政治狂风中的浮萍，一个个命运跌宕，到“文化大革命”，他们的遭遇更为悲惨。其中，《阿诗玛》文学顾问老诗人李广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三反分子”而投湖自杀，他的“罪状”之一就是参与了“宣传恋爱至上”的“修正主义大毒草”《阿诗玛》的修订；杨丽坤是《阿诗玛》的主角，其罪名是“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美女”“文革黑线的忠实执行者”，遭到了非人的摧残。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一大批被“四人帮”打入冷宫的影片陆续与观众见面了。但是，《阿诗玛》却迟迟没有得到上映的消息。
曾在文化部长时间担任电影局局长、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也在关注着杨丽坤，关注着《阿诗玛》。1978年3月，陈荒煤借到昆明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提出希望能看看影片的愿望。经当地政府安排，他观看了这部还没有公开放映就被封存长达14年之久的电影。其后，应当地政府的邀请，他和与会代表在石林参加撒尼人的火把节。看到耸立于石林中酷似阿诗玛的石像后，陈荒煤按照民间传说，对着形似阿诗玛的石头大声叫着：“阿诗玛，阿诗玛！”“爹妈的好囡呀，爹妈的好囡呀！”并且听着那从山谷间传回来的声音时，这位老作家感伤地哭了。尤其是当他了解到杨丽坤被“四人帮”迫害的情况时，心情更不能平静。
在这种激愤哀伤的心绪下，回到北京后，陈荒煤写出了他恢复自由后的第一篇关于电影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陈荒煤对影片热切呼唤的心情已跃然纸上：“回忆使我感到疲倦，我闭上眼睛，朦胧入睡了，但是，我耳边还似乎听到影片开始时阿黑焦急的呼喊声：‘阿诗玛，你在哪里？’同时，却也听见阿诗玛回答我：‘你们来叫我，我就应声回答！’”
陈荒煤的呼唤发出后，新闻界也有了强烈的回应。此时，杨丽坤蛰居在上海。上海的《解放日报》首先刊登出《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文章，介绍杨丽坤的现状。稍后，文化部给杨丽坤平反。
杨丽坤虽然获得平反，但《阿诗玛》的解禁，还要费一番周折。何以如此？从粉碎“四人帮”后电影界流行的一个真实的笑话可找到根据：某单位放映外国影片，演到中途，银幕上突然出现一个大黑影，原来是放映员的手掌。大伙正纳闷，扩音器响了：“注意，领导有话，这里要挡一挡。”半分钟后，黑影消逝，被遮挡的镜头是男女主角谈恋爱的亲昵镜头。
粉碎“四人帮”不久，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复审小组曾审看过《阿诗玛》。当时，某些小组成员听说戏里有神话和恋爱故事，情绪很紧张，因而出现了现今无法理解的滑稽场面：影片安排在夜间审看，大门上锁，闲人莫入。电影厂某领导看后说：“再百花齐放，谈情说爱就是不能放。”一锤定音，《阿诗玛》依然被禁锢着。
到了1978年的10月，人们的思想开始从禁锢中挣脱出来。上海电影界的有关人士陪同杨丽坤再看《阿诗玛》时，看法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给《阿诗玛》的评语是：影片描写了健康的爱情，用神话形式反映人民抗暴的思想，艺术上也有可取之处。但是，主管部门仍在犹豫。有人担心影片将民间传说中阿黑和阿诗玛的兄妹关系改成爱情关系，是否有损于撒尼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否有碍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此，文化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人士还专程到阿诗玛的故乡——云南路南彝族自治县奎山地区，请最有权威的评定者撒尼人鉴定。
经过这一番周折后，12月27日，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庆祝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举行的电影酒会上，《阿诗玛》内部“亮相”。1979年元旦，《阿诗玛》终于回到了观众面前。万人空巷观看《阿诗玛》，一度成为当时报纸上的新闻。
（原标题：《揭密电影《阿诗玛》解禁的全过程》，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40期 文/徐庆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