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周总理的关心、支持和鼓励，尤其是身体力行倡导艺术民主、倾听不同意见的表率作用，有关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评价之争，很快发展为一场全国性的自由讨论。
1961年公映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是根据著名作家高缨同名日记体短篇小说改编摄制的。原作发表于1958年3月号《红岩》，虽然由于体裁特点和篇幅所限，没有在生活场景上展开广泛的描写，只是记述了“一段关于父亲，关于女儿，关于人间的爱和恨的故事”：汉族石匠任秉清之女妞妞，5岁时被彝族奴隶主抢进大凉山，沦为奴隶受尽欺凌与虐待，在濒临死亡时被彝族老奴隶马赫舍命救出，抚养成人改名达吉。13年后全国解放了，达吉也出落成一个纯洁、美丽的姑娘，被已是水利工程师重回凉山工作的任秉清认出。两个父亲都渴望达吉能生活在自己身边，而达吉对两个父亲同样有着深挚的感情。小说围绕达吉的去留，展示了她的内心矛盾，以及马赫与任秉清为争得女儿一度产生的怨恨，最后达吉和两个父亲都认识到，“所有这一切痛苦和不幸，这一切民族和兄弟间的争执和冲突，都是旧社会制度所种植出来的恶果”，终于消除了隔阂“紧紧地搂在一起”。任秉清决定落户凉山，与马赫、达吉一起建设新家园。
《达吉和她的父亲》，是高缨深入彝族人民打碎奴隶制以后的生活现实有感而成的。
1957年春夏之交，他调入重庆市作协从事专业创作，受到正在进行的彝族民主改革运动的强烈吸引，高缨搁下原有的写作计划，先后访问了西昌专区的冕宁县和凉山自治州首府昭觉，认识了不少汉、彝干部和翻身奴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如果能写一点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作品，该多么好啊！”
高缨开始寻找适合的素材。一次他到凉山州委党校去玩，热情的教务长邀约了几位学员一同座谈，其中有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谈着谈着就哭了。翻译告诉高缨，她原是汉族孩子，从小被奴隶主抢进凉山饱受折磨、迫害，彝名达吉，汉名不知道，只知姓任。谈着谈着她又舍泪而笑了，说是不久前有个老人去找她，硬说是她亲爹，她说：“我不相信，没有敢认他。”她谈得不多，却给高缨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他没有机会再去看望这位可爱的小姑娘，但却将她的形象深深地留在心里。
在从西昌回重庆的漫长旅途上，他开始了小说的构思，虚构了几个人物：翻身奴隶马赫，他在奴隶制度下具有朴素的阶级觉悟，解放后热爱党和毛主席，他正直、刚强，但有不少缺点，爱猜疑、狭隘而又暴躁；汉族贫农任秉清，在旧社会深受彝族奴隶主的迫害，他信赖党，也能体贴人，性情慈祥却固执；他的觉悟不高，思想里并未将彝族两个对立的阶级严格区别开，对彝胞存在一些错误看法，这是两个直接为主题服务的人物。
至于达吉这个中心人物，是间接为主题服务的，不能把她写得过于成熟，而需要她更天真、更稚气一些；如果写得觉悟非常高，则矛盾一开始便解决了，主题便没法体现。总之，要把这三个人物写成正面的，但却各有缺点和弱点的普通劳动者。
“不要在刀刃上跑马”
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发表时，正是“大跃进”年代，文坛公式化、概念化之风盛行，枯燥说教大量充斥，人性、人情几乎成为禁区，像《达吉和她的父亲》这样具有鲜活内容和独特意蕴的作品十分罕见，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新观察》杂志特于1959年16期全文转载，很快受到文艺界及广大读者的注意。画家把它编绘成连环画，出版社将它印成多种版本，广播电台把它改编成广播剧，有些大学生还将它改写成诗剧搬上舞台。
1960年春，峨影和长影决定联合将它搬上银幕，约请高缨改编电影剧本，并派出后来担任副导演的张波予以协助。
用高缨的话说，电影剧本初稿是“大胆依样画葫芦”改出的，自我感觉与小说似乎不那么一样，文艺界的前辈和同行看了都觉得“不大对劲儿”，凉山州委领导同志也客气地说“还不够满意”。他认为主要还是“忽视”了电影与短篇小说在容量与表现手段上的差异，只是简单地将小说像拉面条似的去拉长，像吹气球似地去扩大，剧本的整个情调十分低沉，故事“没意思、没味儿”，人物也跟着走样了。
高缨情绪低落下来，一度曾“再也不想搞它”，后来在对改编电影极为重视的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的殷切勉励下，才重新鼓起勇气又改了一次。他想到了彝族人民在大跃进中意气风发的精神，耳边又响起了彝族群众和州委领导希望影片能反映凉山新面貌的声音，于是在第二稿中将时代背景由解放初期移到了大跃进年代，还加上了人民公社大干水利，人物性格、情节发展虽然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所表现的任秉清和马赫两个父亲与达吉之间的悲欢离合，已成为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彝汉两个民族团结的故事。这一改编方向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肯定。
当高缨带着这一稿本来到长影，在新一轮的修改中却又陷入困境。他发现原有的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与变动后的背景、环境不调和，甚至是格格不入的，自己的笔下既不能尽兴歌颂凉山新生活，人物也完全不听调遣处于对抗状态。已确定执导该片的王家乙，提出应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塑造新的人物性格，并为之出了许多主意。峨影厂长、后来在片中亲自饰演马赫的朱丹南，也从四川带来了李亚群副部长的建议：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人民公社环境中，故事应该是喜上加喜的事，情调最好是欢乐的，人物可以写得理想一点，这样更能体现民族团结的主题。这些意见，在高缨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心情顿时开朗，很快就完成了电影剧本的重改工作。
高缨曾将改编中遇到的周折，归结为自己对电影“一窍不通”，其实还有更为深层的制约因素。就在《达吉和她的父亲》搬上银幕的过程中，正值国际上“反修斗争”日益激烈，国内“对现代修正主义及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以及对于“人性论、人情论和人道主义”等的批判愈唱愈响，本来已因“反右派”、“反右倾”等运动受到影响的文艺界，变得更加沉闷与紧张起来，同样波及到该片的创作。就连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也有人指责表现了“普遍的爱”，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高缨改编剧本时不免心存顾虑而显得拘谨，尽力回避尖锐的矛盾冲突，削弱了影片“人性”、“人情”成分。
同样，作为导演的王家乙也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他说：“从那时起，我们这些在延安、在敌人炮火下成长的文艺干部竟成了资产阶级的渣滓，历次政治运动都挨整的‘老运动员’了。”他正是在这种别别扭扭的委屈和提心吊胆的状态之下，投入《达吉和她的父亲》拍摄的。加之影片是长影和峨影合拍，两个省的领导对拍摄工作虽很支持，但也十分不放心，其中一个省的宣传部长三天两头跑来看样片，并且善意劝告王家乙：“你不要在刀刃上跑马呀!”另一个省的宣传部长则不断来信询问，婉言奉劝王家乙，如果不行就赶紧下马停拍。这就势必造成艺术处理上缩手缩脚，唯恐犯忌遭禁，尤其在最牵动人心的因达吉去向在马赫、任秉清之间掀起情感风暴的表现上，未能大胆、充分地以情动人，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应有的感人力量。多年以后王家乙曾无比感慨地坦陈：“用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连我自己的感动都在‘禁’之列，哪里敢叫别人下泪？下泪仿佛就是罪过，无产阶级似乎都该是草木之人、铁石心肠！于是，被迫下剪刀，凡是渲染情的，有的整场剪掉，或者煞费苦心地在人们能够下泪的戏里剪剪、补补，让观众看不到眼泪，尽量冲淡一切感情”，“《达吉和她的父亲》能够和观众见面，那是由于我们所在的那个省的省委向我表示‘表现无产阶级人性，不算你的政治账’”，“它犹如在乱石丛的高压下，勉强从缝隙中钻出的小芽，实在不易啊!”
“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
影片在全国上映后受到欢迎，但也引起不同反响。因为涉及电影改编成败得失，在1961年6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同时于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达吉和她的父亲》也成了热门议题，不仅专门放映了这部片子，还把小说发给与会者对照影片进行讨论。有的认为不错，有的则予以否定，明显形成分歧意见。
这一情况为周恩来总理得知，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6月16日晚，周总理来到新侨饭店看望会议代表，在楼梯口碰巧遇上赵丹，一问才知道当晚全体代表观摩两部电影，而赵丹惦记着病在房间的夫人黄宗英，看完一个片子就回来了。总理与赵丹是老朋友了，便问：“都有谁在?”赵丹说了几个名字。得知黄宗英病了，总理便跟着赵丹去了房间看望问候她。赵丹也立即找来了当晚未去看电影的几个同志，有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长陈荒煤、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兼导演陈鲤庭和导演沈浮等。大家见了总理，像见了亲人似的，你一言我一语谈了会议情况，提及争论得最激烈的是《达吉和她的父亲》。赵丹和黄宗英当场表示看了以后有些失望，认为电影不如小说好，电影把小说中最感人的地方给删去了……总理对此很感兴趣，当即向陈荒煤索要会上印发的原小说：“能不能发给我一本?”正巧赵丹手中有一本，但上面划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他正要递过去，黄宗英轻声提醒道：“你别把划得乱七八糟的书给总理。”总理却笑着从赵丹手中接过书来，说：“我倒很愿意研究研究阿丹的意见。”
周总理当晚便读了小说，次日晚又特意调看了影片。6月19日下午，总理亲自来到大会作重要报告，即著名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根据党中央的调整国民经济和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方针，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艺的实践经验，重申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着重批判了妨碍文艺繁荣的种种“左”的错误，强调要繁荣文艺，必须发扬艺术民主，活跃争鸣空气，开展自由讨论。其中，联系文艺界的实际，他多次讲到了《达吉和她的父亲》。他说：“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两个作品“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先定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便说这是‘人性论’”，“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总理尖锐指出：“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总理也同时指出，正是这些片面意见，给影片的编导和演员造成“思想上的束缚”和“顾虑”，“是有一种压力的”。
总理的讲话，对小说和影片作了公正的评价，正确阐明了文艺界关注和争论的有关“人性”、“人情”等理论问题，切中了文艺领导工作和创作思想上“左”的影响以及文艺批评中简单粗暴的时弊，给与会的文艺工作者极大的启迪和鼓舞。在台下仔细倾听的王家乙心里非常激动，深感总理真是洞察入微，虽是批评自己，但又不止于此，那充满爱护的肺腑之言，不仅点到了片子的要害之处，而且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难道一个从事多年文艺工作的导演会连“离理于情”的道理都不懂吗？难道一个导演会忽视艺术感人的魅力吗？会舍得剪掉感人下泪的戏吗？实在是有自己的难言苦衷，一旦影片被视为“渣滓”翻上来就会被一网打尽，连为人民讴歌的一点仅有的权利也会被剥夺！所幸总理完全理解和体谅……望着总理那熟悉的、充满慈爱的神情，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不尽的热泪夺眶而出。
在台下听得入神的赵丹也备觉亲切与鼓舞，尤其是总理讲到“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时，令他感动异常，忘却了台上讲话的是国家总理，只觉得是在听一位朋友谈心。
不过对总理关于《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评价，他却另有想法，尽管总理说看电影时“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而他“看电影时流了泪”，仍不认同总理所说小说和电影“各有所长”，坚持认为小说比电影强，而且打算再找总理“论论理”。
果然，7月1日周总理邀请与会代表一起到西郊登香山休息一天，当总理与大家拾级而上时，赵丹又与总理讨论起《达吉和她的父亲》。
赵丹说：“总理，我对你作的报告有不同的意见。”
“你有什么意见?”总理感兴趣地问。
赵丹直言：“你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
总理也阐述自己的观点：“电影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
赵丹仍然坚持：“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他俩就这样各抒己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
总理听完，略停脚步，偏过头来看着赵丹，用既亲切又率直的语气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周恩来说完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周围的人都被他俩的认真劲逗笑了。
正是周总理的关心、支持和鼓励，尤其是身体力行倡导艺术民主、倾听不同意见的表率作用，有关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评价之争，很快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气氛热烈、思想活跃、生动活泼的艺术问题的自由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有十余家报刊参加讨论，陆续发表讨论文章近百篇，这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实为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