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晚7点30分至10点，云南大学民族研究学院，69岁的民间艺人阿家文，身背四弦走上了大学讲台。他的身后是65岁的民间艺人后宝云、李怀秀的老师施万恒、李怀秀的师姐普美芳（两人均为“海菜腔”的传人）。一场别开生面的讲课拉开了序幕。4位只有初中文化的民间艺人，面对台下的几十名研究生，用带着民族腔调的普通话开始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课。学生们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上课体验。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属于探索期，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有望看到这些手握锄头的农村人，因为他们身上与生俱来的歌舞天赋，摇身一变成了大学里的客座教授。
从田丰的传习馆说起
在现实中，高校聘请明星当客座教授并不稀奇，而聘请明星效应相对要弱很多的民间艺人们，这确实是件有意思的事。我们采访了这件事的穿针引线者——云南源生坊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刘晓津女士、当天讲课的4位老师以及云南大学民族研究学院院长何明教授，期望能够搞清整件的来龙去脉、认识云南民族文化的价值以及把民间艺人请进高校的现实意义。
提到云南民族文化保护，就不能不提起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习馆，提起田丰。田丰，中央乐团著名作曲家，早年创作的《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曾经是中国一个时代的音乐象征。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为了创作歌剧《屈原》，长期在云南采风。每一次下去，民族变化之快都是他没想到的。
老艺人施万恒擅长“引子”
1993年，田丰创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习馆，寻访民间艺人和有歌舞天分的孩子，集中在馆里进行文化传习。从1993年到1997年，有4个民族的5个支系在这里进行文化传习，田丰用“原汁原味，求真禁变”这八个字来规范教学，不允许对民族传统做任何加工。
田丰去世后，传习馆后期的工作由刘晓津负责。先前的民间艺人已经散了，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而他们并不甘心，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上还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2002年的一天，刘晓津接到一位民间老艺人的电话：“刘老师，田丰先生走了，我们失去了舞台，我们现在很痛苦。”这话令一向热衷于民族文化事业的刘晓津心里难过。“要不咱们创办一个农民音乐学校吧，你来当校长，我们当教员，管吃管住就行。”老艺人提出了这个想法，刘晓津一直记在心里。
大学生们也爱听“海菜腔”
同样是在2002年，刘晓津在麦田书店旁的一家CD店里遇到了音乐人吴欢庆。当时的吴欢庆已经从摇滚转向了民间，他曾在成都的一家小酒馆里看过传习馆的演出录像。那时候，他到昆明的目的就是向这些老艺人拜师求艺。吴欢庆向刘晓津打听老艺人们的下落，刘晓津只得很遗憾地告诉他“已经解散了”。
事后不久，刘晓津打算去民间采风，她需要一个懂音乐的人和她一同去录音。她给吴欢庆打电话，后者欣然答应。于是，一场浩大的采风活动开始了。沿途拜访民间老艺人，深入民族歌舞的发源地，一路下来，苦累在所难免，而更多的是收获。
想办学校不容易
采风回来，刘晓津开始独自张罗创办农民音乐学校的事。她四处找人了解办学的程序，而得到的答案全都一样：办学需要大量的资金、大场地，生源也是重要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学校发不出文凭，没有文凭就找不着工作，这样的学校还能办吗？刘晓津放弃了。
此路不通，刘晓津另觅一条，2004年，她创办了源生音乐坊，把这里打造成了云南的艺人之家。在源生坊里，聚集了一大批来自云南各州市的民间艺人，并举行不定期的演出。事情在今年有了起色，现在云南大学民族研究学院任教的朱凌飞是石屏人，他经常到源生坊进行民间文艺演出。而有一天，他对刘晓津说，想把这种民间文化介绍到大学里面去。再后来，云南大学民族研究学院的院长何明教授也来看了演出，并深深为之震撼。请民间艺人进高校，刘晓津和何明一拍即合。何明说，要把这事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提出来，先摸索一段时间，如果效果好，这事将上报到教育部，作为一个教学章程来进行。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有了11月12日的讲课，这只算是个实验。而这一堂“实验课”，他们整整准备了三四个月。
这是一种全新的授课方式，4位民间艺人和两位大学老师共同完成的。朱凌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老艺人们专业水平很强，但文化水平不高，普通话也是一大障碍。而学生呢，他们习惯了传统的理论模式。于是，那晚的课，实际上是理论加表演示范的。主要讲的是彝族的“海菜腔”，先从“族”这个大的概念来讲。讲到彝族的历史，再讲彝族的歌舞，彝族歌舞和生产生活的紧密联系。讲到“海菜腔”的来历，并由民间艺人现场演绎。
效果是出奇地好，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刘晓津甚至说，这种模式来得太晚了，但她庆幸，来了总比没来好。过段时间还将有第二次讲课。讲完后，民间艺人们就回到他们的家乡。在学校，他们是民间艺人的身份，而回到家乡，他们还是农民，家里还有一亩三分地等着他们耕耘呢。
我问到课时费的问题。刘晓津说，11月12日，每个课时50元，学校总的给了民间艺人400元钱。
“美国演出归来我们还要回去种地”
坐在记者面前的是4位民间艺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饱经沧桑的脸。他们来自农村，脚踏土地，手握锄头，但他们身上的每个细胞都能歌善舞。他们不善言谈，用别扭的普通话交谈时显得有些无奈。歌舞是天生的，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歌舞而成为别人的关注对象。他们曾去到美国的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在那里，云南的民族民间文艺受到前所未有的待遇。其中的一位老艺人告诉我，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美国的一所小学演出时，一个白人小孩的尖叫声。
老艺人后宝云（右）与普美芳合作表演
“海菜腔”比流行歌曲有生命力
新报：去高校给研究生讲课，感觉怎么样？
后宝云：感觉是好的（几人都点头）。通过这次讲课，能够提高我们民间艺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社会对我们民族民间文艺的重视。能够进大学课堂，光这一条都令我们感到高兴和自豪。长期以来，民间文艺是受到歧视的，受到排斥的，这种局面在上世纪80年代才得到扭转。但我们的歌舞是经过几百年无数代人传唱至今的。我们的歌舞比流行歌曲有生命力，这一点我们都非常自信。
新报：讲课的时候紧张吗？
施万恒：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们文化低了，人家是研究生，心里多少话都表达不出来，想起这里又忘记了那里。当然，这才刚开始，今后应该会好一些的。
后宝云：开始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人家是大学生，我们是初中生，就像小巫见大巫一样，心里有点惭愧。但是呢，反过来想，虽然他们文化比我们高，但是我们在歌舞场中泡了四五十年了。在民间文化上，他们又不如我们，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感到自豪和自信。
最大的担心是“海菜腔”后继无人
新报：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施万恒：最大的担心就是，我们也是上年纪的人了，我们手上掌握着很多民族文化的精髓，我们一直想做好传承工作。但是目前，这个工作开展得比较艰辛，我们要去求人家来学。年轻人们意识不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他们都喜欢唱迪斯科，唱流行歌，这让我们觉得很痛苦。如果有一天，我们这帮老头子走了，那民族文化就后继无人了。
后宝云：对民族文化，我心中一直有种危机感。跟以前相比，我们的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文化上，我们受到西洋文化很大的冲击。我们搞传承工作，是要一家家去动员，要家长同意，要本人同意。在城市里面，到处都是培训班，一节课几十到几百元，而我们要求人家来学。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是不愿意把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带进棺材。像田丰老师说的，我们所会的东西，不是我们天生就有的，是祖宗们传下来的，如果在我们这里失传了，那就对不起这个民族了。
新报：你们把民间文艺带进高校，学生们能学会吗？
施万恒：要说学会，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连我们本民族的人也唱不好，这是要讲天赋的。但这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民族民间文化。他们可以通过我们了解烟盒舞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跳的舞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还要求我们讲普通话（很无奈），我们文化又低，普通话也讲不好，但还是得讲。普及一下，希望能够发现人才，我们教过上千个学生，但出了一个李怀秀，这叫遍地撒网，重点拿鱼。
新报：学习民族文化有没有出路？
后宝云：根据我们这几年的亲身体验，出路是有的。我们的学生，有人去了外国发展，有人在北京、沿海一带发展，每月也能拿到几千块钱。当然，像李怀秀这样的就更不愁没有出路了。这种成功的榜样，能够吸引后面的人来学习（民间文艺）。
新报：你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施万恒：我们是农民，演出完了还得回家干活。在地方办传承班，免费的。上昆明来演出，有一点务工费。名气倒是大了，荣誉证书一大堆，州级民间艺人、省级民族艺人、国家级民间艺人、优秀传承人，荣誉很多。
我们唱的“海菜腔”曾经轰动美国
新报：在外国演出时是一种什么情形？
后宝云：阿么（很激动），人都排到了大门外，演出完了，观众久久不散，围着我们问东问西。老外对我们的评论是：人真、服装真、歌真、舞真、语言真。能够去到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当时，连中国驻美大使都接见了我们。然后，又是去给他们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表演，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很累。我们去了美国的7个州演出。
新报：你们认为什么时候原生态呢？
施万恒：我们来昆明以后，感觉到整个城市都是民族传统文化，都是原生态。而实际上，一百个人里面没有三个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原生态。原生态是要经过千百年沉甸，老祖宗遗留下来的那种东西才叫原生态，没有加工，讲究本真。
采访对象：阿家文，69岁，擅长四弦琴，有着“四弦王子”之称，能自己做琴。施万恒：60岁，擅长“海菜腔”，尤以“引子”（高音部分）见长；后宝云：65岁，擅长“海菜腔”，主唱“海菜腔”正腔部分；普美芳：性格内向，嗓子有山野味，对海菜腔腔腔都拿手，是李怀秀的师姐。
专家视点：民族文化传承要靠青少年
全球一体化以后，我们受欧美的影响很大。我们的学生所接受的和熟悉的都是一些欧美文化或者当代流行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了解是比较少的。这就让我们有一种文化危机感。我们希望中国民族的优秀文化能够传承下去。至于怎么传承，我们一直在探索。在教育教学的模式和方法上如何改进，我们的老师都做了一些努力。当然，这和传统的一直靠嘴讲，靠板书教学有所改善，但是相比之下，和学生们的亲昵感还是不够。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使这种工作开展得更有效一些。而“源生坊”那里，刚好就集中一批非常优秀的民间艺人，所以我们就想借助这个资源让民间艺人直接走进课堂。让他们和学生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勾通，面对面进行表演、表现民族艺术文化。我的想法就是，民族文化的教育应该在学校，在课堂，而我们现在在整个课程体系里面对中华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所占的比例太少。所以，我们想以后要充分利用学校课堂这个主战场来传播弘扬民族文化。
青少年是我们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只有他们对民族文化感兴趣了，那么民族文化才可能真正地得以传承下去。所以，如何在学校包括大学里面把民族文化变成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想努力做的一件事情。
到目前，请民间艺人进高校做客座教授这件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难点。唯一的障碍就是教育体制和老艺人他们的行动轨迹之间要进行一些协调。因为高校的课程是按学期排定的，每天的课程是固定的，而这些老艺人大多还生活在乡村，农忙的时候还要回家去。另外，他们也不可能像高校的教师一样，每周讲两节课，由此持续下去。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在选修课里面把他们的课穿插进去。我们只需要做一个调和搭一个桥就行了。
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主体。用费孝通的话讲是“多元一体”，其中，这个多元就是包括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化也接受了很多汉文化的影响，其实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当然，这里面也存在着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吞噬现象。但是现在，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希望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华文化能够传承下去，我们也希望在以汉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大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同样也要有它存在的空间。
据我所知，把民间艺人请进高校授课，贵州曾有过这样的探索。但是总的来讲，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模式。我们想竭力地推进这件事情，力求能够使它制度化、规范化，使老艺人进高校，能够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这是一个探索和实验的过程。
这件事现在才开了一个头，我们要做的事情现在还很多，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准备用一个比较正式的方式，让老艺人做我们的客座教授。
专家简介：何明，云南大学民族研究学院院长。
